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

更新时间:2019-07-28 15:52:15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这也是秉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用“过犹不及”来显示“中庸”“中行”的独立不移、恰好的意义。从《尚书》的“执中”思想,到孔子论中庸的思想,从“执两用中”,到“丧之中庸”,我们看到,“中”不仅像《周易》和《尚书》里讲中正之道的意义,它开始发展出一个新意义,受到孔门的重视:就是它代表一个恰当合理的标准之度,它已经是对度的一个把握和呈现。它是在我们人的生活实践里边,最恰当、最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实践,当然包括政治,也包括人生的其他方面。这表明了“中”和“中庸”的概念,到了孔门这个时代,已经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智慧。在《礼记·中庸》篇也讲“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这个思想。


汉唐时期的《中庸》学


   这一时期,我们先谈一下经学与《中庸》。

  

   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郑玄,曾给《礼记》作注,因为《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庸》的注解。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说中庸的庸是什么呢?“庸,用也”[6]。如果庸就是用,那中庸就是“用中”,怎么把“中”这个概念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到我们的实践?郑玄认为《中庸》是“记中和之为用也”[7]。因为《中庸》首章就是讲中和,中和怎么来用,这就是《中庸》这篇文章要讲的。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

  

   同时,我们要看到郑玄注《礼记》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郑玄注《礼记》,因为他是汉代的大儒、最博学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影响,使《礼记》这部书,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以前这三部书是各自成立,《礼记》的地位比较低。有了郑玄注《礼记》,大家就开始有了三礼之说,认为这三部礼书应该是一个整体。这就把《礼记》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因为过去只把《仪礼》看作是古代的《礼经》,因此,五经里面的《礼经》,在汉代主要就是指《仪礼》。而《礼记》,它叫做“记”,表示它是对经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其地位当然是要比经低一些。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

  

   到了魏文帝的时候,《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里面就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8]。《礼记》立在学官,这个是西汉时代所没有的,东汉时代也没有,到了魏文帝的时候开始有。这是《礼记》第一次列于学官。那么“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不仅如此,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大了,郑玄注的《礼记》置了博士,而《仪礼》、《周礼》不置博士。《礼记》的地位就超过了《仪礼》。置博士就表示朝廷设立专门人员来支持这项研究,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只有郑注的《礼记》置博士,连《仪礼》都没有再置博士。这是郑注《礼记》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古代经学,是不是“经”,能否列于学官置博士,这对经典文献的影响非常大。到了唐代有《五经正义》的刊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不是《仪礼》,也不是《周礼》。也就是说汉人称为三礼的典籍里面,只有《礼记》在这时正式确立为经。也可以说,到了唐朝,到《五经正义》的时代,《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其次,佛老与《中庸》。

  

   在佛老的影响里边,《中庸》也开始受到关注。比较早期能看到的就是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他曾为《中庸》作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他是汉代以后,个人为《中庸》作注最早的一个人。此前像郑玄,还都是把《中庸》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来注的。但是戴颙,他专门把《中庸》提出来,为之作注,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表明《中庸》在南朝时代,它在《礼记》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宋代以前,一般人把它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特别来重视它。可是在南北朝时代,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戴颙还曾经著有《逍遥论》,《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因为那时老庄和玄学很流行,他注《逍遥游》,说明他应该是在老庄学方面浸润很深。如果跟这个时代的思潮关联起来看,他对《中庸》的理解,可能受到道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庸》的传承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儒家自己的事,《中庸》开始发挥另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就是沟通儒学与佛老。老庄和玄学的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庸》,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所以《中庸》的历史作用,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关注它,而且儒家以外的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这是值得关注的。

  

   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是信佛的人。但是他信佛,主要是在晚年。早期,他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他曾有诗《述三教》,自述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9]。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用“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梁武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主要因为是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他信佛,经常舍身进佛寺。但是朝中不能没有君主,大臣就得把他赎出来,用很多的钱去赎他,这个钱就归了佛教。他有一部著作叫《中庸讲疏》,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并没有传下来。他的《中庸讲疏》,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传注更有意义。因为他在历史上影响大,特别是他跟佛教有很特殊的关系,《中庸讲疏》可以说表达了梁武帝萧衍寻求儒佛会通的一个方式。

  

   梁武帝早年,非常下工夫学习儒学。后来他中年置博士,也还是非常重视儒学的。所以史书说他“洞达儒玄”“修饰国学”。所以他中年以前,对儒学、经学、儒术,非常重视。但是他晚年信佛。我们现在并不能够确切知道《中庸讲疏》是他什么年代写的。但大体上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纯粹以佛教的角度去讲的,应该也不是一个纯粹从儒学方面去讲的。在当时佛教、道教、玄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把《中庸》提出来,作为沟通儒学与佛教、道教玄学的桥梁,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因此,《中庸讲疏》很可能也是儒佛会通融通的一个方式。关于儒家与佛老的思想交汇中,《中庸》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个课题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是《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它开始承担了一个儒家与佛教、道教、道家思想会通的功能。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玄学家也很重视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像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他对《论语》作了很多研究,他也很重视中庸的思想。他说庸,什么是庸?“庸,常也”。“常”就是不变的,常常、经常、常理,“中和可常行之德也”[10]。郑玄把“庸”解释为“中和之为用”,这是从用中的方面来讲。何晏进一步,认为它是用中的一个常行之德。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何晏作为玄学家,更重视中庸作为中和常行之德。这说明这个时期,确确实实有各个方面的学者,都关注《中庸》,它已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学思想。

  

   第三,儒士、文士与《中庸》。

  

   儒士是一个比较宽的讲法,不一定是研究经学的那些儒家学者,而是受到儒家思想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士。《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后,科举考试就用《五经正义》作为出题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有很多的试题出自《礼记》,自然《礼记·中庸》篇也成为当时的世人学习的重点。所以当时的学者,要参加科举考试,就不能不念《礼记》,不能不念《礼记正义》,要学习郑注孔疏,要熟悉《中庸》。如贞元十九年科举明经科,明经就是考你经学的学习程度,第二题就是出自《中庸》。这就进一步带动了大家对《中庸》的关注。《中庸》的思想内容比较特殊,与其他各篇不一样。《礼记》有些篇是对古代礼经及具体的礼文节目的解释,比如说规定丧礼要摆什么祭品,古礼里有一些规定,阐发为什么是这样,作一些具体的发挥、解释、说明。因此,其意义只能是一种礼节的、仪式的、具体的,就不能够代表国家所需要的比较高的、普遍的一种人文教养。但是《大学》、《中庸》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关于历史仪式的细节、一个具体的规定,是用猪还是用牛,还是用羊。《中庸》跟天地、鬼神、德行、实践相关,它所代表的人文性、人文教养,不是《礼记》一般篇章所能相比的。因此在唐代,任何一个士子,他在关注《礼记》的时候,都会对《中庸》有更多的关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贞元九年(793)26岁的时候,他去应考,考题来自《论语》,叫“颜子不贰过”,结果他用《中庸》的思想去答这个题目。韩愈一上来就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11]。“诚明”出自《中庸》,诚明是《中庸》的重要概念,圣人之性是诚明的正性,他的行为就是中庸的至德,能够发挥中庸的德行。韩愈接着还说了“《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等等一大段话。可以看出,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他在考试的时候,对《中庸》的如此熟悉,明明出的是《论语》的题,他答的语言全都是《中庸》的表达概念。可见,《中庸》在这个时代,其影响非常之大。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前后,也有些人很熟悉《中庸》。如梁肃对天台宗很有研究,又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也是效仿他的。梁肃曾写过《止观统例》一文,按说讲止观是与天台宗有关,但他在文章里面两次引用《中庸》。韩愈还有一个朋友叫欧阳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诚明论》,也是阐述中庸思想,他强调圣人以下要“自明而诚”,相对“自诚明”“生而知之”,“自明诚”是“学而知之”。所以当时古文运动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中庸》思想,对《中庸》思想有专文阐发。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他写文章也常引用《中庸》。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吏商》,他说君子有二道:

  

   一个是“诚而明”,一个是“明而诚”,认为“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12]。

  

“诚而明”者,圣人是天性,不会跟着利益来走的,而“明而诚”者,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不受到利的损害。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庸》的思想尤其是“诚明”论特别重视。唐人对《中庸》最关注的是“诚明”,与后来人对《中庸》关注的那些点不同,唐人最关注《中庸》的诚明论。因为诚明论也可以联系到人性论。比如韩愈的弟子李翱有本书叫《复性书》,这本书完全以《中庸》为宗旨。唐代儒士里面,受《中庸》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翱,他通过《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等等,阐发了一种性情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李翱对《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戒慎恐惧”、“慎独”、“中和位育”等等作了详细阐发。最后他归结到性善情昏论,性是善的清明的,但情把善性搞昏了。李翱不仅在《复性书》中贯彻发挥了中庸思想,他还专门写过《中庸疏》一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449.html
文章来源:古典学研究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