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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雷:“索我理想之中华”: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07-28 00:12:07
作者: 潘建雷  

   提要:近代中国转型是一场以“求索理想新中华”为目标的社会系统重置。文章以中国作为世界文化体为基点,以大历史的分期为框架,剖析作为近代转型“母体”的传统中华文化体的主要维度,阐释其深度耦合的结构与超强的历史惯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一种总体的近代史观梳理了“增量改革”、“系统改制”与“系统重置”等近代转型各阶段的道路选择、缘由得失与继替关系,旨在呈现当下社会各维度“杂糅焦灼状态”的历史渊源及其在转型时空中的位置,确定转型新阶段的既定条件、可能性与限度,以资勾勒“理想新中华”的图景。

   关键词:转型 中华文化体 世界列国时代 系统重置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价值理念、政治体制、产业模式、组织形式等各维度都在深度调整。这场变革是数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深层次融合的产物,也是整部近代转型的新阶段。对这个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而欲“更加定型”的国家而言,如何构筑一个各维度更匹配、更契合时代变化趋势的社会体制,是时下转型新阶段根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如杨奎松先生所言,当代社会问题与近代以来的转型是河流上下游的关系,中间并没有隔着高山大海;要想知道这条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流向何处,就应先考察过往河道的水文地理,它们是社会后续流变的给定条件与既定限度(杨奎松,2011:9)。因此,当代中国欲构筑定型的社会体制,就应超越当下的历史阈限,以一种总体的近代史观梳理以往转型各阶段的道路选择、缘由得失与继替关系,以呈现当下社会“新旧杂糅”的历史渊源及其在转型时空中的位置,确定转型新阶段的既定条件、可能性与限度,以资勾勒“理想新中华”的图景。

  

   一、“中华文化体”的立国形势、演进阶段与两次转型

  

   (一)“中华文化体”的立国形势

   世界各国在应对自然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都会形成各自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钱穆先生称之为“立国形势”,其国运兴衰往往可从中找到答案(钱穆,2009:93-94)。较之罗马的军事帝国、英伦的经济帝国、美利坚的文化帝国与其他狭小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的立国形势是以“天道人伦”为核心价值理念构筑而成的“文化体”(钱穆,2005a:3),于自然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于人世推崇“亲亲、贤贤、尊尊、长长”。如钱穆先生所言,传统中国的立国形势不是以狭小地域为中心凭武力、资本、价值强加或兼而有之的方式征服四方加以统治,而是各部分基于对共同文化理念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共建国家(钱穆,2009:94)。其特点在于崇尚文教,“不立疆域”,秉持“近者悦、远者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化育播迁天道人伦的理念,使之同敬天地,共拜祖先,渐次消灭相互畛域,溶合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秩序或者说“天下体系”(郭嵩焘,2017:45;唐德刚,1998a:204)。纵览人类文明史,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文明早已尘埃湮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此等奇迹当归功于其文化立国形势的强韧生命力。

   (二)中华文化体的演进阶段与两次历史转型的比较

   文化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华文化体也是微涓成海,其演进经历了三大阶段,即“中原文化时期”(先秦)、“中华文明圈时期的宗主国时期”(秦汉至1840年)与“世界列国时代一员时期”(1840年迄今),以及相应的两次转型,即“战国之变”与“近代之变”(郭嵩焘,2014)。两次转型的异同可归纳如下。

   1.主动渐进与被动猝然

   战国之变积春秋战国五百年渐进而成,这次转型是在周边没有压迫与挑战情况下主动自然、因势利导的融合过程。战国之变时期,士人新兴精英阶层对社会转型进行了“百家争鸣”式的充分辨析,理论储备较为丰富,转型趋向颇具共识。相较之下,近代转型由外力压迫造成,颟顸迟钝的天朝上国于猝然之间降格为世界弱国。闭塞倨傲的晚清士大夫精英阶层,面对“神州不过世界东南之一角”(郭嵩焘语)的全新国家观、世界观,其迷茫与痛苦可想而知,“明达之士尚不知如何策应,至于蒙昧之人先顽固自守、后惊慌失措的丑态也在情理之中”(汪荣祖,2008:3)。这种近乎云壤的历史落差与被动局面,也造成了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摆脱落后与危亡的迫切心态,康有为“三年而规模成,十年本末举,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卅年而道化成矣”之类的言语事例在近代史上不胜枚举(汪荣祖,2008:99;唐德刚,2004:59—60)。

   2.古今之争与中西问题

   大体来说,战国之变的转型道路抉择在齐鲁派的“法先王”与三晋派的“法后王”之间展开,即儒法的古今之争。尽管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国家建制辩论最终以“以古非今者族”的铁血手段确立了“法后王”的思想与大一统的君主郡县体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后儒法的古今之争及其物化形式郡县国家与伦理家族的结构性冲突,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华文化体建构社会体制的主要张力。近代转型则截然不同,中西问题上升为统摄性的转型主题,儒法、儒释道等问题都降格为转型的副题而隐匿其中。

   3.东方世界与全球秩序

   战国之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的巨变,而近代中国转型则是欧美主导的现代化与全球历史的组成部分。18世纪后期以降,经过数百年城市复兴、宗教改革与资本积累的西方世界,相继发生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科学启蒙与社会改良运动,持续200年之久,直至两次世界大战释放转型产生的戾气之后,相对稳定的社会体制才得以建立,完成了全球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近代的中西碰撞与转型正是这场源于欧美、波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一折戏目。

   4.少年“爆发”与“返老还童”

   若用生物学的类比,中华文化体的战国之变类似少年期的“爆发”,而当它与西方世界碰撞时已近乎一个“老态龙钟的巨人”,两次转型历史包袱、规模体量、结构惰性都不可同日而语,难度自然也有天壤之别,用“返老还童”形容后者似不为过。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青春》一文勉励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钊,1984:200),可视为此种转型特征的学理反响。

   5.继承合流与反复试错

   战国之变的内生、主动、自然的特点决定了这次转型更多是封建与郡县在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层面的继承合流。就政制而言,秦汉皇帝便是集殷商神格天子、周制宗法家长与法家的政治决断者于一身;就价值理念而言,封建时期的价值理念为归纳为“亲亲、贵贵”,以血亲组织社会与政治,后因全面战争动员的需要,宗法贵族为“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与军功战士所取代,“贵贵”也随之转型为“贤贤”(赵鼎新,2006;渠敬东,2016)。近代转型则不然,传统中华体制面对西洋冲击渗透的新旧更替极为痛苦,百余年间,变法革命风起云涌,社会系统大破大立,诸种方案反复试错,有学者称之为“十年一变”,其烈度更“超过春秋战国数倍”(唐德刚,1998a:31,213—214;郭湛波,2005:1)。

  

   二、“强政府、大社会”:高度耦合的传统社会体制

  

   承上所述,1840年的中西碰撞,古老中华文化体遭遇了一个器物制度乃至政教民风都更胜一筹的西方文明。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潮东靡、西制东植”的挑战,中华文化体被迫跌入世界新秩序,“天朝上国”陡然降格为“世界列国时代的一员”。如钱穆先生所言,这场前古未有之变局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因循之变”,其本质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大病变,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体统的“生原”都面临全面的挑战与危机(钱穆,1996:25—28)。这次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次巨变,尚在“转型三峡”中上下求索,其重要缘由之一便在于没有深入梳理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母体与给定条件的传统中华文化体,后者实是理解近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有鉴于此,在讨论近代转型的演变轨迹之前,应先梳理传统社会结构的主要维度及其关系,即以天道人伦为价值理念(主流集体意识或者说集体良知),以君绅郡县、家族乡村、农副经济与华夷天下为组织结构的社会体制。

   (一)价值理念:天道人伦

   中华文化体以天道人伦作为处理自然/人世关系的纲要,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社会政治学说。所谓“政教所及皆为中国”,这套独特的理念与社会政治学说是中华文化体维系大一统国家的精神纽带与绵延播迁的源泉。

   传统时期的人世价值理念为可概括为:“亲亲、贤贤、尊尊、长长”(自然观可概括为“敬畏天地,道法自然”)。血亲、德性、地位、年齿是形塑伦理化的人格形态与社会秩序的基底要素,其中血亲伦理更是人世行为举止与组织化的原型。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亲亲)为伦理关系的起点,乡邻朋友都以叔伯兄弟相称,移照相应的“五伦之义”与“礼俗安排”对待,用“伦理拟制”对君臣、朋友等社会关系依亲疏远近推而广之,以“伦理组织社会”(梁漱溟,2005:81)。这一观点精辟概括了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正当性来源,即人伦拟制与社会的伦理化,以及儒家学说“家国同构”的理想与纲常名教的礼治秩序。

   这套社会学说是儒家对周政封建宗法理念的改造。早期儒家倡导以囊括社会总体的仁义伦理扬弃了封建宗法的血亲伦理,以德性的“贤贤”统摄血亲的“亲亲、长长”(及政治的“尊尊”),塑造了血亲与德性融合支持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家族已经不止于简单的血缘团体,而是以伦理为组织原则的文化单位,从而突破了家族狭隘的血亲边界。社会的伦理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血亲家族与君绅国家的抵牾,能使二者同时纳入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更为封建向郡县的转型合流与士绅阶层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理据支持,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此处就秦汉以来的封建-郡县关系要强调一点,郡县制度下的封建,无疑已经不再是原初那种国家建制意义的封建,更主要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渠敬东,2016)。当然它在政制维度也有体现,例如,汉唐以降的世袭荫蔽、察举、科考并行的官僚选拔制度,与“亲亲、贤贤”融合并重的价值理念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尊尊”理念是“寓法于儒”的产物与君主郡县国家的价值基础,形成了王霸并举的政治学说。早期儒家以德性扬弃宗法血亲实现人伦的泛道德化,同时也把法家“定君臣、列贵贱、别上下”的思想与儒家“礼主别异”“君君臣臣”的礼治秩序进行嫁接,使得儒家礼治的君臣秩序参入了“君权天授”的神秘学说、“三纲六纪”等森严等级与杀伐决断的至高权力,为高度集权的君主郡县国家提供学理支持。从历史上说,鼎定中华文化体基本格局的400年秦汉王朝正是“秦法政”与儒家学说的融合,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天道人伦”要成为主流集体意识或者说集体良知,就需一整套与之匹配的社会持续在场物(social representation),使之能以具体而微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到场。先贤朱熹有言:“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也。”(朱熹,1983:110)这些社会持续在场物,据结晶化程度从法律、典章、乡约、村规、家训的礼乐制度到各种婚丧嫁娶的乡风民俗,并辅以相应组织为支撑,即以家族生活为中心,邻里、私塾、书院等教化机构与惩罚性的国家机器组成的严密社会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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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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