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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雷:“索我理想之中华”: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07-28 00:12:07
作者: 潘建雷  
要强调一点,较之天命与血统,其实古人更注重人的格局流品修养的差别,“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因而士绅平民各有其礼乐制度与乡风民俗,并以礼乐引导乡风,《论语·颜渊》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

   (二)组织形式:家族乡村

   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有城镇、乡村、山林、江湖、市场五种;其中乡村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与生产生活的基础场域,城镇是社会机体的管控枢纽;市场是农副产品的流通交易中心与商人阶层的聚集地,是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必要补充,其发展深受政治力量、价值理念与农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大体而言,这五种社会组织形态与“亲亲、贤贤、尊尊、长长”的人伦价值理念是集体意识与社会结构的内外对应关系。

   自秦汉以来,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家族为基础组织,以乡绅群体为宗族领袖、地方精英与政社纽带,以乡亭里/乡保甲制度为行政末梢,以自耕农与地主—佃农为生产关系的乡村治理秩序。如果说郡县城镇是官僚机构的管控中心,那乡村与家族则是庞大的中下层士绅(乡绅)生产生活的中心、精神关怀的对象与孕育生长的土壤。这种血亲、德性、政治互相支持与节制的乡村共治秩序,正是中华文化体的生命之源与“道统绵延”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传统家族是以父系亲属关系为骨架,以伦理为社会行为规范,集社会治理、经济生产、祭祀教育、济贫救助等诸功能于一体的总体组织,凭借族长、族规、祠堂、族谱等一系列要素与“礼仪”的再生产,形成了一套严密复杂的社会时空,以塑造个体的行动规则、可能性及其限度。从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来看,家族是数千年伦理社会的基础组织与社会秩序的发源地,城镇、山林、江湖与市场等四种社会形态的君臣、师徒、同学、朋友、东伙等社会关系,都是“拟制”“比照”血亲关系推而广之(潘建雷,2015a)。

   如研究者所言,在传统农耕社会,国家既无必要、也无足够力量直接深入乡村生活的细节,而乡村也只需服从国家的大体规则与意志,保甲等非正式制度作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末梢,往往也与血亲家族高度重合,可称之为“政统高度倚重血统”(于建嵘,2001:83—85)。

   (三)产业模式:农副生产(伦理共有)

   传统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模式主要由自耕农与地主—佃农两种形式组成,是一种农副结合、相对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所谓“耕读社会”正是一般自耕农与地主、佃农家庭的常态,到20世纪上半叶依然如是(费孝通,2001:123,127,176)。

   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伦理共有产权模式。按传统的人性论,人的本质是以“亲亲”为首要关系的“伦理人”,所有差序有别的伦理关系都构成了人或重或轻的一部分。这种人性论设定物权关系隶属于人伦关系,所以理论上物的所有权关系也是以“亲亲”为核心的人伦关系为尺度来设置,而家庭(家族)是其基本的隶属单位与边界(潘建雷,2015b)。“以家庭为核心伦理共有”在费效通先生的“江村研究”中仍清晰可见。“江村”的物权划分为“无专属的财产”、“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和“家产”四类,而没有“个人所有权”;其中,家产“实际表示的是这个群体以各种不同等级共有的财产和每个成员个人所有的财产”。作为“家”的特殊所有物,土地尤受此规范制约,其使用与收益都要依据家族成员分配,转让要依照伦理次序,在征得家族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族外转让(费孝通,2001:64—80)。

   战国转型之际,作为政制指南的法家与民间“显学”的儒家都比较敌视商业,而更中意均贫乐寡的农耕经济。作为宗法封建的思想遗产,儒家以血亲伦理为根本,以耕读社会为理想,认为商业利益易伤及人伦情感,所谓“放于利而多怨”(《论语·里仁》);法家更认定商业“囤积居奇”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韩非子·五蠹》)。所以自战国以降,商业虽时常繁荣,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城市商业阶层与规模化的资本经济,这既因儒家学说与士绅阶层轻视工商业,更由于历代“强国家”利用科举、税收、强制迁徙等政策限制打击工商阶层(金观涛、刘青峰,2011a:180—183)。也正因为传统社会结构中缺乏独立而强大的工商业阶层,当近代西方的资本工商业挑战汹涌而入时,传统中国能进行应战的主力军只能是政治力量主导的企业,从晚清的官办企业到今天的国有企业一直如是。

   (四)政治制度:君绅郡县

   秦汉以来政治建制的框架要素可归纳为元首世袭、郡县集权、官绅遴选、乡村共治,以世袭君主为政治至尊,以郡县制为行政架构、以科举(察举)遴选的官绅为政社运行枢纽,以乡村共治为社会治理基础,辅之以户籍、地籍的信息采集与交通系统,形成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理体系。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这个国家以帝制中心的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及其与之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及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唐德刚,2004:1)。

   “君权至上”“性恶告亲”的法家政制与宗法封建遗产的儒家伦理是一对宿敌,在政制建构上相互龃龉,在社会结构层面更形成了官僚郡县国家与伦理宗法家族的紧张关系;政统与血统之间的张力造就了典型的“强国家、大社会”的政社关系。此种政社关系,越往国家政治上层一端,“严而少恩”的法家专制色彩就越显露;越往乡村基层一端,人情伦理就越厚重。此外就儒法关系还要强调一点,法家学说建构的“秦法政”一直受到儒学士绅在理论与建制上的批判抵制,在社会生活领域更受到了血亲伦理的消弭,法家“告亲”“不得族居”的禁令在乡村社会恐不能说是事实。由此观之,学界的“儒表法里”“宗法一体化”等提法似有待商榷。

   士绅群体既是中华文化体的价值守护者,更是政社关系的枢纽与社会的组织化力量。秦汉以来大一统郡县国家的建立与维系,归功于政府建立了一套以儒家学说为标准的官吏任选制度,以确保能广泛吸收各地的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实现了政权与绅权的合作。经过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糅合了“卫道、忠君、保民”的主张,服膺这套主张的士绅群体自然也成为官僚郡县国家与伦理宗法家族的有效黏合剂,在上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下成为地方治理的枢纽,起到文教、赈灾、治安、征收赋税徭役的功能,承担官府与民间沟通、衔接与整合的中介功能。

   以皇权为至尊的官僚系统是历代治乱周期律的根源。皇权、官僚机构及其寄生群体,由于其权力并没有受到持续有效的节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臃肿与吏治腐败等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体制性弊病既导致政府的财政枯竭与民众的税赋徭役加重,同时特权官绅地主的土地兼并与基层胥吏的横征暴敛也随之滋生。这些破坏性力量合力摧残了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活,随之而起的流民群体与民变事件往往成为政权更迭的有力推手。

   (五)舆国关系:华夷天下

   自秦汉大一统郡县国家建立之后,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的外交景象一去不复返,转型为怀柔远人的华夷关系与册封朝贡的天下体系。实际上,自中原文化时期以来,中华文化体就凭借其文化优势,风流远播至朝鲜半岛、印尼群岛和中南半岛诸国,斡难河到葱岭以西。这些区域或纳入中国版图,或形成宗主国-属国的关系,虽历经多次边族入主,但华夏凌驾四夷的“世界观”一直稳如磐石。唐德刚先生曾称秦汉以来的中国“只有内交而无外交”“有理藩院而无外交部”,而中央朝廷类似一个“古代东方的联合国”,这一类比虽不甚严谨却也形象(唐德刚,1998a:52,62)。

   (六)小结:中华文化体的超强历史惯性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体的天道人伦、君绅郡县、家族乡村、农副生产、伦理共有等维度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切磋琢磨出了一个深度耦合的社会结构;政权更迭无常,框架岿然不动,有学者谓之“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2011a:219—222)。这套“汉家制度”,一方面高度耦合的结构有效遏制了新思想与新阶层的产生,特别是作为枢纽精英的士绅群体膺服循规蹈矩、重于守成的儒家学说,专注“修身、齐家、治国”之术,是社会体制“千年不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缺乏约束的政治权力总是导致官逼民反以暴烈形式颠覆政权,而士绅群体与家族乡村等其他维度又能迅速修复之。这种王朝政权分合更迭、总体框架千年不变的景象堪称人类文明史的奇迹。

   这种超稳定的社会体制及其超强的历史惯性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前置条件。但问题在于这个“超强历史惯性”的中华文化体与西方创制的现代秩序的凿枘不投,缺乏约束的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稳定预期,家庭伦理共有的产权与个人化的产权,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礼治秩序与公民平等的法治秩序,华夷关系与主权外交等不胜枚举。此种凿枘不投正是转型坎坷的根源与必须克服的难题,它也决定了这场转型必然是一次极为痛苦的系统重置。

  

   三、从增量改革到系统重置:理想新中华的探索

  

   近代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古老中华文化体在临近朝代治乱更替周期的同时,遭遇汹涌而来的西方新秩序,在西洋浪潮的摧残裹挟与改朝换代的古老惯性的合力作用下,社会体制经历瓦解、崩溃、重铸与新生的过程。这场转型既是西方文明殖民全球、重塑世界历史的精彩剧目,更是这个结构高度耦合、历史惯性超强的中华文化体的全面自我革新,其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产业模式、组织形式、国际关系,每个维度乃至每个要素瓦解重塑的迂回曲折过程都可作鸿篇巨制。篇幅学力所限,此处只尝试以整体史观就“增量改革”“系统改制”“系统重置”等转型各阶段的指导性道路选择做一概览,以管窥过往转型的起承转合与当下社会杂糅状态之渊源。

   (一)索我理想之新中华:转型的终极目标

   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先生为《晨钟报》撰写题为“《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发刊词中写道: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棋[稘]之黄昏已去,新棋[稘]的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李大钊,1984:177)这篇文章本意旨在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老路”失败之际,勉励时代青年投身民国建设与新文化运动,以缔造一个理想的新中华;但也不意一语道破了近代中国转型的终极目标,即创制理想新中华。就此目标有以下几点论述。

   首先,理想新中华是近世洋务派、立宪派、北洋系到国共两党等精英团体的共同理想。它意味着中国必须创制一套全新的体制,可以有效抵御国家在世界列国时代承受的外部压力,重建适应新时代的社会秩序以回应一般民众的生计安全需求,解决改朝换代的混乱与转型的痛苦,并最终引领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一言以蔽之,救亡与复兴。

   其次,近代转型有目标而无蓝图。较之战国之变的百家争鸣与儒法并用,近代以来相继而起的精英阶层始终没能就理想新中华的蓝图展开充分的思想储备与理论辨析,这既是因为此次变局是一次猝然且没有经验成法可循的事件,更因为外来压力引发的紧迫的亡国危机所致。可以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苏联模式的选择,都是相应精英团体在历史巨幕的波澜起伏中在被动被迫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往往求一时之效,而缺乏系统的转型方案与配套的改革措施。转型期间社会结构各维度的差不齐、新旧杂糅、配置错位的怪异景象皆由此而来。

最后,三项事业与多个阶段。汪荣祖先生《晚清变法思想析论》开篇有言,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变法与革命(汪荣祖,2008:1)。笔者以为,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整部近代转型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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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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