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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满清的“儒术”

更新时间:2019-07-27 23:48:02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早在十七世纪,满洲由叛明到灭明,政治文化越来越突现一个方针,即变明朝的“以夷制夷”,为“以汉制汉”。这是往古中国北疆各族入主中原或一统全国以后,都曾实行的老例。倘说满清有变例,那就是满洲的君主权贵,唯恐丧失征服族群的特权,因而总在警惕八旗汉化。

   关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海内外或专论或兼及的著述,虽大致认可它有促使文化“多元一体”的效应,却多半将“体”说成孔孟“道统”,表彰清帝尊崇“儒术”,如乾隆帝宣称的“治统原于道统”。

   其实,满清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一个半世纪,既“以满驭汉”,又防满染汉俗,直接效应是八旗普遍腐化,那是一回事;而满洲列帝以文化分裂为国策,愚民又自愚,以致不同族类不同教派的文化,无不与列帝预设的一统于专制的取向渐行渐远,终于出现多元化的效应,又是一回事。

   鉴于清史论者,迄今依然很少注意圣名史,而我以为从经学史角度辨明清代“圣人”名号的实相,有助与了解前满清王朝以权术制约“儒学”的主流导向。这里不妨旧话重提(参看拙作《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2期)。

   直到清亡,满洲都没有放弃萨满教的巫术迷信。但它的宗教政策,类似金元,凡被征服诸族表示臣服,改用满清正朔、服色和官制,就允许后者保持原有信仰,如蒙藏的喇嘛教,回回诸族的伊斯兰教等。不过对早有儒释道“三教并存”,又有各色秘密宗教和外来基督教在民间杂陈的汉人,却难以如法炮制。清初沿袭明制,视底层平民中间盛行的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及其变种,均为“奸民之尤”,不断立法取缔,却对晚明三度入华的基督教正宗,表示宽容。岂知罗马教廷支持反耶稣会的传教士否定“利玛窦规矩”,被康熙帝认为干预帝国内政,愤而禁教,到雍乾间已将它等同于“邪教”。康熙晚年更决策在汉人中恢复“儒术独尊”,重定圣名,重释儒经,重按欽定朱子学的道德尺度封神。乃子雍正甚至将笃信朱熹理学的吕留良等,诬为“名教罪人”, 制造文化恐怖。乃孙乾隆,更宣称“忠君亲上”,是判断各族臣民德行的唯一准则。他特别注目于分裂汉人士绅,挑动学术对立,一面重用无耻无学无才却善体君意的假道学,为王鹰犬,一面鼓动“学隐”,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南国汉学家,逼入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只是这位满清大君,没料到那班貌似不问政治的汉学家,互相比赛经典考证,竟将满清列帝钦定的四书五经,从文本到诠释,都拆解得七零八落。以致朝廷舆论,也怀疑伪经伪传,可否继续充当科举教科书。仅因充当皇子教师的一个常州人庄存与力诤,说那将摧毁满洲帝国以汉制汉的意识形态基础,才维持原状。

   不管怎么说,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满清政府已明知钦定经典,内多魏晋至唐宋的假冒儒书,却仍然当作钦定教科书的标准文本,连同王肃到朱熹的假造孔子原教旨的诠解,强迫全国士人诵读,谁违背就不给起码功名。如此以假乱真,不正表明满清的主流政治文化,早就进入“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死胡同么?

   正值十八世纪末,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死了。他的钦定接班人嘉庆帝,尸位三年,突然出手,击倒权相和珅,令全国官民大惊。当年形势,很像汉初贾谊《过秦论》形容的,“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然而嘉庆帝眼光只盯住君权,又秉性贪婪,处死和珅并没收其产,就赶紧煞车,还申斥要求彻底查公布和珅财富的满洲将军多事。于是民间谣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敢于揭露时弊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却被皇帝下狱并发配新疆,都证明清廷以腐反腐,不过是权力火併而已。

   因而,嘉庆帝亲政(1799)之后,满足于因袭祖制,拒绝任何改革意见,当然更听不见他在位期间,浙江年轻学者龚自珍,呼号帝国不改革就意味着自杀的警告。他侥幸逃过了天理教林清的武装逼宫,逃过了宫廷厨师陈某的个人行刺,仍不悔悟,反倒宣称自己太宽厚,以致“今圣”不及列祖列宗。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其母为汉军旗人,因而此人乃满汉混血儿。但他却强调自己是皇太极嫡系,很忌讳臣民怀疑自己是满汉杂种。他亲政二十一年,特别在意维护自己是满洲嫡系“今圣”的合法性,怪么?其实这恰是他好讲“儒术”的隐衷。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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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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