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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更新时间:2019-07-26 22:56:43
作者: 孙吉胜  
“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主导话语和争论热点。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0年,本阶段是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话语开始出现。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本阶段重点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努力创新与发展的时期,主导话语转变为“如何创建中国学派”。学术论文、著作出版、学术会议等一起构成了不同阶段的实践和创新路径。从各阶段主导话语的变化和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和不同阶段的特点,也体现出不同的实践所塑造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知识的传播。

   (一)第一阶段:引进、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出现

   1978-1989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中国学者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开始出现,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展开了辩论。

   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开始了新的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判断。1979年他强调世界政治同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19)1980年外交学院复校后开设了《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评介》课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也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课程。(20)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确定在高校开设新的政治理论课,如世界政治与经济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21)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在西方已经发展为非常活跃的领域,不少中国学者到美国、英国等国学习。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受各领域抓紧补课和从西方引进的浪潮的影响,中国刊出大量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章,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出版,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人、国家与战争》、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的《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的《国际关系分析》等,改变了20世纪60-70年代避免与西方思想接触的现象。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涌现。陈乐民1981年撰写了中国第一篇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22)倪世雄发表多篇文章,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博弈论、均势理论等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23)他和金应中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也于1987年出版。(24)除了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关于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和理论文章也被译为中文,学者们也撰写了相关文章,体现出苏联在这一阶段对中国学者的影响。(25)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多属于零散性的学习和评介,还远未对其全面的谱系和发展脉络形成较清晰的认识。

   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特色这一话语就已经开始出现,学者们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王建伟等人在1986年就撰文,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必要性。(26)王沪宁1987年撰文,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政治学,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27)当然这里是指大的政治学学科的概念,也包含国际政治学。李石生讨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包含的范围,并指出积极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实践中刻不容缓的任务。(28)学界开始了关于是否需要强调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辩论。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理论都是相对的,相对性实际上就是特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具备了一些特色,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而持反面观点的人则认为提中国特色本身不科学,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等。(29)与此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两种观点也展开了辩论,即世界是依然处于战争和革命年代还是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时代,(30)这个辩论主题也与中国的形势发展相关。此外,本阶段的理论研究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强调主权国家外,还必须重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这是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学根本不同的特点,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际关系理论,(31)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于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32)

   学术会议方面也开始体现出对理论探讨的重视。在1986年11月和1987年12月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分会的两次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33)1987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针对理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此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设想。(34)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框架结构,探讨行为体、体系格局等具体问题,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35)

   (二)第二阶段: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与体现国际政治学中国特色的主导话语

   从1989年到1999年是第二阶段,相关学者继续学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学界开始进一步总结和反思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集中在如何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进和研究进一步深入。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被译为中文,如《国际政治理论》《现代世界体系》《权力与相互依赖》等,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对西方理论的新发展开始较快跟进。例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36)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2000年秦亚青就将其翻译出版。(37)中文版的出版带动了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高潮,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38)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39)都对建构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更加全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主流理论未能预测冷战的悄然结束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哥本哈根学派、规范研究等也都很快在90年代末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更加多元。

   随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识的深入,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体现出较强的总结和反思意识。学者们撰写了多篇回顾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40)《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41)《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42)《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五十年审视》(43)《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44)等。在研究理论本身的同时,学者们也把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策。对于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外交思想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研究也不断深入。(45)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理念中也得到进一步强调。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近30本,集中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以及中国学者的创新努力。一些聚焦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版物相继问世,如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论文集等。

   学术研讨会更加聚焦理论研究。1991年,北京大学召开“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重点讨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基本概念、新问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46)1994年北京大学召开“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建设等问题。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与北大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47)1998年,复旦大学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继1987年的首届之后)召开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成果,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差距,指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加强基础研究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48)

   在这段时间,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论争掀起一个小高潮。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风格”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上了研究议程。(49)学者之间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否需要中国特色以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展开了辩论。(50)梁守德多次撰文强调“国际政治的中国特色”,认为中国特色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是相对与绝对、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发展的统一。(51)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个主要的辩论问题,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话语。支持者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同本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相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的促因。(52)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强调突出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会削弱理论的学术性,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53)

   (三)第三阶段: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从2000年开始至今是全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创新阶段,主导话语转变为建立中国学派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学派。

   随着更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著被译为中文,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先后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研究也更加深入、系统。中国学者在关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欧洲的研究视角也得到重视,进行的研究既包含对理论本身的探讨,也涉及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西方理论中涉及的理论流派几乎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宏观的大理论,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一些跨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关系伦理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等。西方理论中一些最新的研究领域,如情感、实践、习惯、叙事、认识、视觉等,中国学者也都进行了探讨。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差距已经不大,缺少的是真正的创新性原创研究。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认识和消化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努力。英国学派也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认为中国也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派。同时,中国在实践中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概念,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也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学者的创新。2000年,梅然在其论文中提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应力求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54)这是学界首次使用中国学派一词。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如秦亚青、王逸舟、任晓等也都倾向于中国学派,而非中国特色。2002年9月,秦亚青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从”的总序中提出:“希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55)王逸舟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色彩太重,应用中国视角,建立自己的观察角度和风格。(56)任晓认为中国特色多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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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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