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小说里的买官卖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4 次 更新时间:2019-07-26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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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 (进入专栏)  

小说非历史。在近代文学史上,假托讲史,挂羊头卖狗肉,宣扬作者揣摩的“圣意”,这类作品比比皆是。然而小说又可资考史。即使名为历史小说而实借说史以欺人,如将满清厉行个人独裁的雍正、乾隆父子都写成英主明君之类的所谓历史小说,倘若从写作环境与作者追求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未尝不可窥知曾被鲁迅斥作“沉滓的泛起”的文化生态史。

说到揣摩,不禁令人想起《儒林外史》。大约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这部小说,假托回顾前明科举史,对于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迭时期的文化体制现状,所作的揭露与讽刺,久已脍炙人口,论者极多。旧撰《马纯上与匡超人》(重刊于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似可备有关此书研究的一说。这里不妨重提该书第四十九回的一个界定。

吴敬梓极其讨厌科举程文。在这一回写了“翰林高谈龙虎榜”,借因故下野的翰林院侍读高某之口,表示他对八股范文的憎恶。这个高翰林,很瞧不起享誉士林的八股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因假中书万里即万青云,当面恭维他中举人的“元作”,“敝省的人,个个都揣摩烂了”,与是借机狠臭马二先生,对万中书说:“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什么官了。”(据香港中华书局本《儒林外史》,页481。)

清乾隆初,官衔莫大于大学士,官职莫重于军机大臣。可知能做这样的高官,无不精通“揣摩”二字。吴敬梓死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没能见到于敏中、和珅的发迹过程,却见过张廷玉之类汉臣如何善于揣摩“圣意”,而在雍乾二朝政坛不倒。他对“揣摩”的揭露,的确从反面道出了“举业金针”。

但看《儒林外史》这一回及下二回,令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万中书如何由假变真。

清初内阁变来变去,有一点没变,就是阁臣起草诏敇、发布中央文件和集合地方奏议,都离不开内阁中书。雍正始设军机处,乾隆将军机处体制化,从而内阁大学士形同虚设,但军机大臣同样离不开满蒙汉章京。满语章京,本为八旗旗主的属官,到康雍乾时期已是朝廷各部门助理的通称,犹如后来的办公厅主任或主任秘书之类。雍正帝设军机处,用钦定军机大臣替代内阁大学士职权。但军机大臣岂能事必躬亲?因而必须挑选属僚为军机章京,而其中首选仍是内阁中书。这样仅为正从八品的内阁中书,便成为位卑权重的炙手可热人物。尽管名列候补中书,也成为官绅竞相讨好的对象。于是它也成为捐班的热门。

《儒林外史》描述“中书冒占凤凰池”,总共三章,短而精采。

字青云的万里,是台州的已革生员。“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秀才,只好喝风痾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这是假中书对他的救命恩人凤鸣岐的自白。

人称凤四老爹的凤鸣歧,是吴敬梓设想的真侠客,武艺高超,爱打抱不平,在下层社会很有威望,却不顾“王法”。他存心与捐纳体制捣乱,逼迫高翰林、秦中书为保官禄,拿出足纹一千二百两银子,使万里迅即捐到真中书。于是我们得知,第一早在雍正之际,连内阁或军机处的机要秘书,也可花钱买到。第二当时皇上的“中书”,不必真做“举业”,只要写的一笔好字并善体“圣意”,便可中选。第三当然是候补中书,也必由捐纳,否则怎能得皇帝圈阅而列名“序班”?自乾隆起,内阁中书便主要由会试落第的举人中挑选,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俊彦,因而也成为军机章京首要资源。然而如吴敬梓的描述,就在乾隆初,内阁中书同样已经成为官职市场的交易对象。一个已革生员,花上一千二百两银子,便可由假中书变成真中书,越过吏部而在内阁记名候补,往下便可能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密务。这难道不是满清帝国早就政以贿成的表征吗?

在前已述,清道光帝已称帝国官僚有四大资源,而捐班与科甲并立。满清的体制性腐败,特色是卖官鬻职,无不自上而下,自内而外,自汉而满。到晚清光绪朝的戊戌维新,被皇帝特旨赏与四品卿衔而参预新政的军机四章京,杨锐是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刘光第是进士出身的刑部主事,谭嗣同就是先捐纳为同知,再加捐为候补知府,林旭则是会试落第,“入赀为内阁中书”。而在慈禧发动政变后仍上疏抗议的御史杨深秀,也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就是说,因改革失败而献身的这五位官员,除刘光第外,多数都是捐班出身。这表明卷班中间有“君子”,但不也反证捐纳已侵蚀到帝国的全部官僚体制么?这个体制腐败过程,与捐班的相关度,至今仍属清史或者说近代史的研究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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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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