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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联俄”

——以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为例

更新时间:2019-07-25 23:53:34
作者: 李杨  

  

   【内容提要】 胡汉民访莫斯科期间,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此举似已逾越孙中山“联俄”既定方针,被党内人士批评甚至斥责“有罪”。当申请被莫斯科婉拒后,胡汉民开始“远俄”,甚至渐行渐远。本文试图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角度,梳理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从中探究胡汉民的真实意图和目的,并对胡汉民遭拒后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评论。

  

   【关键词】 胡汉民 国民党 莫斯科 共产国际

  

   胡汉民为孙中山之股肱腹心,两度出任“代帅”,国民党粤系代表,与蒋介石、汪精卫并列为国民党三巨头,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1925年9月,胡汉民赴莫斯科。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高层“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的会晤”,①此行可视为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一重要事件。访苏俄期间,胡汉民急剧左转拥抱苏俄,其赞赏与追崇毫不逊色于中共,言论之激进达至一生之巅。期间,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欲步中共后尘。孙中山当年与苏俄结盟时,未曾提出加入共产国际,且有意保持距离。胡汉民此举似已逾越孙中山“联俄”既定方针,被党内批评甚至斥责其“有罪”。当申请被斯大林婉拒后,胡汉民开始疏离苏俄,甚至渐行渐远,最后走上“反俄”之路。这与当年蒋介石、徐志摩等人访苏俄后从“亲俄”到“反俄”心路相似。这一历史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段史实,专题研究成果甚少,个别学者偶有提及,均定性为个人政治投机。②这不无道理,但胡汉民的动机似可再深究,因其不仅为个人更为身后的国民党计,向共产国际靠拢,实为争取国民党利益最大化。胡汉民的以利相交,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机会主义相互纠缠,从中或许看到双方的结盟,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式的实用主义策略。申请被拒后,胡汉民从“亲俄”转向“反俄”,此举非凭空转身,其脉络如何,值得疏理廓清。

  

   本文试图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角度,疏理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从中探究他的真实意图和目的,以及此举是否违反国民党的“党纪”“党统”,并对胡汉民遭拒后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评论。


一、申请加入共产国际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以国民党“俄使”名义搭乘俄轮“蒙古”号赴苏俄,秘书朱和中和李文范、副官杜松、胡氏女儿木兰随行。胡汉民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及外交部部长诸要职。这是总理殁后国民党高层首次访问苏俄。其主要任务,按汪精卫发俄共(布)中央执委会函件的说法,胡汉民将和他们协商国民党的“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③其范围似无所不包。按胡汉民的说法,具体任务有二:“(一)在研究革命的方法;(二)更进一步使我们的革命与革命中心有密切的结合。”④前者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研拟国民党政纲,后者是申请加入共产国际。⑤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开放时期,各实力派“挟洋自重”蔚然成风。如顾维钧所言,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来巩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势。⑥蒋介石亦说道,并非军阀才联合外国人,革命军人也要联合外国人。⑦直系近英美,奉、皖系亲日,南党⑧“联俄”,东西南北中各派系拼成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版图。孙中山认为获得“俄援”,国民党才能统一全国。胡汉民自恃“总理遗愿”继承者,惟有继续与苏俄交好,国民党才能完成建国任务。这也是孙中山之后广州国民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同时,这次胡汉民是因党争被贬而外派莫斯科,若要东山再起就要有所凭藉,他要力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增加个人政治资本。

  

   与苏俄结盟后,国民党领袖们俨然认为国民党已是世界革命阵营的一分子。从组织上看,国民党率先成立工人部和农民部,发表全国第一次农民运动宣言,开办全国第一家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第一次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其治下的广东成为全国工农运动中心。故胡汉民对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说道,广州工运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党的基层群众是“农民和工人”,⑨“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⑩此言不虚,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农民占40%,工人占25%”。11胡汉民还在莫斯科《前进报》撰文:“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工人农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工人农人的解放”,12其革命宗旨与中国共产党的相向而行。个别共产党要人也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13中国国民党即世界革命党之一份子,应与共产国际有更进一步的联合。

  

   胡汉民的言论引起各方关注。时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后在国民党二大上作报告时说:“他每次发表文章,都有俄、德、法、英四国文字的转译……大多数都愿意把他的文章发表的。他们对于胡先生都十分注意,以为他是中国革命的一位领袖。”14在胡汉民看来,中国国民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从革命宗旨和组织形式来看,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乃水到渠成之事。

  

   1925年12月7日,胡汉民首次对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提出,国民党要争取加入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取得组织上的直接联系。拉菲斯答非所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应该持有完全相同的关系吗?”15中共二大已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是其治下的东方支部。在共产国际看来,这两者有区别。

  

   1926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与胡汉民会晤,再次涉及这一话题。季诺维也夫对胡汉民说道:

  

   国民党的组织还不够坚强,没有足够时间从事改组。对国民党的党员来说,领导不同的群众运动是很困难的。如果在领导这些不同的运动时能够吸收一些运动的重要因素,也许会事半功倍。……国民党必须与全世界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我想,现在时机已到,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国际联合起来,是否应该建立实质关系。16

  

   胡汉民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依我意见,国民党就其本质的努力而言,国民党应该转变成为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我很高兴能对你的建议表示赞同。”17胡汉民认为这是共产国际的公开邀请。5天后,胡汉民正式致函共产国际:

  

   为了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中国而奋斗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后就决定,以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此一斗争为基本政策。国民党努力实现三十多年来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成从民族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鉴于此一认识,国民党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是必要的。

  

   胡汉民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并根据党的授权,向共产国际提出将国民党纳入共产国际的行列。18

  

   报告内容完全依从共产国际的行文风格,但胡汉民未料此举引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冲突。列宁殁后,莫斯科高层权力斗争加剧,以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干部派”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存在分歧。表面上负责指导中国革命事务的是共产国际,但发给驻华代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的意见和指示绝大多数出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斯大林为主)。19而且斯大林的指令,有时是与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或是因局势所需的权宜之计。这引起共产国际尤其是季诺维也夫的不满,建议把中国问题纳入共产国际。

  

   2月17日,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前,出席这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出席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曼努尔斯基等,会议日程的第五点是: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果不其然,斯大林当场反对:其一,不符合《共产国际章程》;其二,从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来看不妥。20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应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且国民党非冠名“共产党”。章程还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遴选不属于共产国际但同情和靠拢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政党的仅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21但是,章程也非唯一根据,否则后来不会出现季诺维也夫提议,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共产党代表附议一说,而斯大林也非完全反对,只说是时间问题。根据列宁遗教,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多阶级的民主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并由国民党主导,国民党要改组成“工农政党”,并成为莫斯科在华的主要盟友。22也就是说,国民党并非不能加入共产国际,但须是“工农政党”,而国民党仍号称为多阶级联盟政党。

  

   再看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主要有三:第一,与北京政府建交;第二,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三,寻求资产阶级民主派盟友。其既与北京建交又与反北京的南方政府结盟,再推进国共合作,之间关系复杂微妙。1925年年底,亲苏俄的冯玉祥失利京畿,胜者奉系力主反苏俄,苏俄对华政策连番受挫。加上英、法、德等七国签订将苏俄排除在外的《洛迦诺公约》,西方国家与苏俄关系更趋紧张。局势动荡中,斯大林的中国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守,“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23以稳定南方局势,保住苏俄在华既得成果。正处节点上,斯大林不希望被对手插足中国事务,以最终影响其继承领袖地位。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争的结点已底定。如前文所述,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在1926年2月17日召开过办公会议,会议决议:第一,接纳国民党为“同情党”;第二,这一问题交由政治局讨论。24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与会者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32人。有关胡汉民的申请问题,会议的决议是:“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一次有安排私人协商的场合,说服国民党代表:在考虑到广东政府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前景的情况下,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252月19日,政治局即“安排私人协商”,由斯大林亲自出面。

  

应该说,联共(布)中央很重视并谨慎地处理胡汉民的申请。从2月13日胡汉民正式提出申请,17日办公会议决定将该申请交政治局讨论,18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到19日由斯大林亲自出面约谈胡汉民,前后仅一周。在莫斯科眼里,胡汉民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可通过胡汉民对广州国民政府施加影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就对斯大林建议:胡汉民不久将返回广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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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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