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吕晓莉 刘婧文:周期理论视角下特朗普政府“退群行动”动因探析

更新时间:2019-07-25 23:37:41
作者: 吕晓莉   刘婧文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退群行动"频发。从周期理论的视角看,特朗普政府大面积退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是美国外交向内向型周期转换的表现。其中,美国国内经济周期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孤立主义情绪、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对外战略向内收缩的动因所在。

  

   关键词:  周期理论 “退群行动” 动因

  

   美国特朗普总统以“反建制”姿态入主白宫以来,履行了自己在就职演讲时的承诺,坚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国际合作效应,仅执政一年多就接连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逆全球化潮流的体现,给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带来了巨大冲击,也对国际社会多年来所苦心营造的契约精神及多边主义合作造成了伤害。本文以美国外交周期理论(cycle theory)作为分析视角,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规律出发,探析美国退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本质和深层原因,以期更好地解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战略调整和未来走向。


一、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及影响变量

  

   周期理论的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的经济学领域。经济周期理论(business cycle theory)的代表学者包括提出资本投资周期理论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创新周期理论的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以及经济长波周期理论的首创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Kondratieff)。随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陆续也开始研究相关理论。

  

   政治科学领域关于周期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聚焦国内政治的相关研究包括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替周期理论、党派交替周期理论等;聚焦国际政治的相关研究包括权力周期理论、霸权周期理论、战争—经济周期理论及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相关著述启发了许多政治科学学者,将周期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相结合,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并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理论,其中代表性学者主要包括弗兰克·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杰克·霍姆斯(Jack Holmes)、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Roskin)、托马斯·亨利克森(Thomas Henriksen)等,他们对美国不同时期外交政策演变的周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

  

   (一)克林伯格的情绪交替

  

   周期理论克林伯格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情绪变化》一文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美国情绪”,即国家短暂且反复无常的心态,以“外向型”(extroversion)和“内向型”(introversion)之间的周期性转换为特点。这里的“外向”意指一个国家有意愿对境外的其他国家积极地施加压力(经济、外交或军事方面);相对应的,“内向”意指不愿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心态。他认为,这种周期转换规律有三个特点:一是可观察性,二是能够持续超过20年,三是不超过30年(见表1)。克林伯格划分周期的衡量标准包括总统就职或竞选发言、党派竞争、海军开支、兼并行动、战争、代际交替等,并以量化研究的方式探究了这些因素与外交政策周期的相关性。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克林伯格强调周期性的变化原因之一是创新动力的耗尽

  

   作为第一个系统论述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理论奠基人,克林伯格的理论在美国外交周期理论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罗斯金的范式转换周期理论

  

   罗斯金在克林伯格关于“内向”与“外向”阶段交替转换的论述基础上,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针对自然科学领域所提出的概念“范式”用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规律,将两种相互交替的范式总结为“干涉主义”和“非干涉主义”。在罗斯金的论述中,这两种范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海外事务是否重要”。与克林伯格考察了反映周期形成的多方面因素不同,罗斯金尤其强调美国政治精英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式转换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不像克林伯格的情绪周期那样精确到具体年份,罗斯金的范式大致划分了五个时期(见表2),他注意避免像克林伯格那样将时间精确到具体年份,而是采取了“年代”的表述,从而为其理论提供了弹性。

  

   (三)霍姆斯的情绪/利益周期理论

  

   在克林伯格的情绪周期基础之上,他的学生霍姆斯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情绪/利益理论”(mood/interest Theory),以弥补克林伯格的研究的不足(见表3)。情绪/利益理论主张,外交政策受国际政治环境塑造的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公众情绪会与国家利益因素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国家外交行动受到限制。这个理论主要建立在六个命题的基础上:公众舆论命题、自由主义倾向命题、政治—军事利益命题、情绪/利益冲突命题、行政与立法机构关系命题、极度孤立主义命题。与之前的研究相区别的是,霍姆斯更加强调行政立法的体制与公众舆论对周期形成的作用。霍姆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周期理论及周期变化的判断标准。

  

   (四)亨利克森的短周期理论

  

   美国学者亨利克森在其2017年出版的《冷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周期》一书中,梳理了历任总统任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动向。根据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关于自由主义理念与保守主义理念在美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变更所作的论述,亨利克森指出,每次发生总统换届,美国的外交政策钟摆便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从冷战后的老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无一例外。亨利克森认为,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在于总统换届造成的理念和价值差异。由于时间间隔较短,这种周期理论的理论风险相对低,但亨利克森仅梳理了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因此,尽管他试图论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处于外交政策的内向周期”等观点,但由于梳理的周期时间较短,因此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略显单薄。

  

   (五)美国外交政策周期中的影响变量

  

   从以上对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在所有周期理论研究中,变量的选择成为区别相关学者主要观点与周期划分的重要依据。综合来看,这些变量大致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类。

  

   首先,影响美国外交周期转换的国内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状况。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的学者普遍都无法忽视经济因素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乔舒亚·哥德斯坦(Joshua S.Goldstein)、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和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曾论证过战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二者存在辩证关系,能够相互影响。哥德斯坦在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能够解释战争。拉伊莫·瓦伊吕宁(Raimo Vayrynen)曾说,在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激烈的战争总在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巨大经济消耗的核心国家发生。克林伯格考察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要素也包括了海军支出、战争等,而这两者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出,好的经济状况能够允许国家采取更多的外交方式,甚至是战争,从而形成“外向型”外交政策;低迷的经济状况则限制了国家的外交行动选择,从而偏向于“内敛型”外交政策。

  

   2.公众舆论。霍姆斯所提出的情绪/利益理论主要阐述的就是国家利益与公众舆论相互冲突的过程,即公众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提到,大众所拥护的外交政策不一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本杰明·佩吉(Benjamin I.Page)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Y.Shapiro)不仅认为公众舆论能够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还认为它是理性的,“公众舆论绝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对新信息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连续、有效的反应”。克林伯格考察的要素包括总统竞选结果及其就职演讲,而这些都是公众舆论选择的结果。肯尼思·舒尔茨(Kenneth A.Schultz)曾提出“观众成本理论”来论证国内政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与在位者统治地位的脆弱性相关联,能够对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公众舆论能够有效地通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来限制美国的外交行动。

  

   3.两党执政的张力。克林伯格所考察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要素还包括两党政治体制下美国的“政治气候”,在民主政体中,一般会有中间力量平衡两党的权力,且两个党派都有着坚固的社会思想基础。若一个党派持续执政,越来越多的中立派就会开始与其站在对立面。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个新的多数派便会当权,在立法、行政等领域施加影响,造成主导性思潮的更替。施莱辛格在他的《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论述过自由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历史中的更替周期。同时,不同的思潮也会推动外交政策的转变。亨利克森将施莱辛格与克林伯格的外交政策情绪周期理论相结合,将总统换届与思潮更替相关联,提出了总统换届对美国外交政策周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断。这体现出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对外交政策转变所起的作用。

  

   4.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霍姆斯提出,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能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产生影响。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通过和执行过程较为复杂。罗斯金提出,当国会在与政府的争斗中成为输家时,国会便是“合作的”,国家便会倾向于“外向型”外交政策;当政府在与国会的争斗中成为输家时,国会便是“碍事的”,国家则倾向于“内向型”外交政策。当国会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不仅倾向于认可总统的对外行动,甚至会督促其采取更加极端的对外政策时,总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便处于外交政策的外向期;而当公众舆论倾向于孤立主义,国会便会在外交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缺少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国会将更加审慎地进行政策审批,限制外交行动,美国外交便进入内向期。玛丽·赫尼汉(MarieT.Henehan)在她的《外交政策与国会》一书中便阐述了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周期的关系。

  

5.代际差异。罗斯金十分重视代际差异要素在主要周期转换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以更替的代际范式(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作为范式转换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对于现代政治研究来说,代际与社会阶级的具体化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美国的政治精英都会在老一代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范式中成长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393.html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