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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思维的不同

更新时间:2019-07-25 09:00:08
作者: 江必新  

  

   裁判思维是每位法官在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判时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探讨裁判思维就是要探讨其基本规律。围绕裁判思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如何在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其次,如何实现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再次,如何确定裁判所追求的效果。

  

   目次

   一、裁判之确定性、可预测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二、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

   三、裁判效果的考量

  

   裁判思维是每位法官在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判时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探讨裁判思维就是要探讨其基本规律。围绕裁判思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如何在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找平衡。确定性和稳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可预测性的前提,而人只有在具有可预测性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只有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才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要法治?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由。需要自由就需要可预测性,进而就需要规则。在法治实践中,可预测性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规范实现,更多是要通过裁判文书、裁判结果来进行预测,所以裁判要给社会一种指引,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这就要求裁判有确定性的后果。

  

   但是,法律本身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比如法律一经公布就已经落后于现实;法律规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规范总是抽象的、一般的,经常“一刀切”,难以保证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实现正义,等等。所以推进法治,不是说法治完美无缺,只是法治相对于其他治理方式,弊端最少,具有比较优势。正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通常需要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补充、矫正、完善。

  

   然而,如果法官在补充法律、完善法律时没有一定的规则,确定性、可预测性就会丧失,法治就无从谈起。许多年来,广大法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一方面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社会发展,灵活处理个案。

  

   其次,如何实现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在审判实践中,对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有它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路径,长期审判某一类案件也会形成思维偏向或定势。

  

   在当前法官流动性加强、广泛实施随机分案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同一个案件,合议庭内民事背景法官、刑事背景法官、行政背景法官持不同意见,很难达成共识。如何实现不同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这是当前裁判思维领域的一大问题。

  

   再次,如何确定裁判所追求的效果。思维包括认知思维和情动思维。认知思维是指认识一个事物是什么,情动思维是要实现某种目的。裁判本身是为实现某种价值、追求某种理想的活动。

  

   法官在进行裁判效果考量时,如果追求的效果不同,实现效果的路径也可能就是不一样。法官在裁判时应该追求哪些效果,怎样实现这些效果,这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一、裁判之确定性、可预测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如欲在裁判的确定性、可预测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首先需要明确裁判思维的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规范进行科学解释,进而努力实现制度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平衡。

  

   一是裁判思维的主要分类。

  

   在宏观层面,裁判思维主要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形式主义认为法官应该是消极被动的,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裁判。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应用推理过程得出结论。

  

   裁判过程是适用形式逻辑的过程,法官审理案件类似机器操作,输入法律和事实,得出结论。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学派。该学派一定程度上抛开法律规范的形式逻辑,融入法官自己的价值观,根据现实需要并兼顾案件个性、社会公认价值、公共政策等,最终作出裁判结论。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进路并不特别强调严格遵守规则主义。

  

   当然,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有一定的误读,过分夸大了非规范的超越法律的方面。

  

   现实主义进路之所以能够产生,其背景之一是,法官不完全受法律的拘束,法院可以对法律本身进行违宪审查,再加上判例法习惯,最终导致法官在裁判时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美国,要得出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必须分析相关判例,从中提取规则。

  

   另一方面,思维进路的差别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例如,尽管英国也是判例法国家,但更加注重议会至上,相对比较保守。而美国裁判制度的灵活性,能够更好与现实相协调。从个案公正看,现实主义相对于形式主义也具有一定优势。

  

   纯粹的形式主义大都难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因为司法实践中确定的大前提往往并不一定存在,有时某方面法律关系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有时一个法律条文可以作多种解释,有时某些法律规范甚至相互冲突。

  

   此外,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也未必确定,同样的事实也可能作不同的认定,进而产生不同导向。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就需要法官发挥能动作用,进行价值补充。

  

   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被动的司法是不存在的。由此也引发出对大前提、小前提确定规则的需要,即在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建立相对普世的思维规则。

  

   二是完善法律解释规则。

  

   要高度重视法律规范的正确解释,逐步建立法律规范的解释规则。只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解释规则,不管法律规范阙如、存在冲突或有多种意思,不同主体按照同一解释规则都能得出相同结论。建立法律规范的解释规则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完善法律规范出现空白时的填补规则。从司法的角度看,虽然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司法机关不能填补法律空白,但当法律规范出现空白时,司法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作出裁判,因而司法应该而且必须填补法律空白。

  

   具体而言,法官应该主要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类比解释、类推解释等来填补。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完善解释规则,通过遵循规则实现不同法官对法律规范填补的同一性。

  

   其次,要注意不同领域对填补规则的限制。比如,刑事司法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法官无权填补罪责规则和处罚规则,这是保护自由所必需的红线。此外,在填补规则的时候任何人不能自己增加权力,不能不合理地增加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也是实现填补规则公平合理的重要保障,这在《唐律疏议》中有明确体现。

  

   再次,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法律解释方法。一方面,在多种解释方法并存的情况下,则需要考量哪种解释方法更能保持法律规范的一致性。对此,首先要考虑文义解释,如果通过文义解释不能得出合理结论时,就要考虑体系解释、合目的性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解释方法。当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仍不能确定规范含义时,则要考虑其他解释方法,甚至要考虑综合运用几种解释方式。在上述解释过程中,要注重挖掘立法原意。

  

   另一方面,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主管机关的法优于非主管机关的法,这也是法律解释需要遵循的重要规则。当然这些规则也有例外情形,一定情况下要引入适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最后,当我们遇到事实小前提难以确定的时候,对事实问题的定性也会影响到法律解释规则的正确适用。因此,事实认定规则的完善对更好地解释法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高度重视制度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平衡。

  

   在处理案件时,有时裁判结果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符合,但是当事人双方都满意,有时则正好相反。生效裁判文书不仅仅是个案处理的终点,同时也是相关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会对相关制度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因此,法官在作出裁判时,不能单纯考虑个案效果,还要考虑裁判作出后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制度价值。特别是在司法公开日趋深入的背景下,裁判文书的影响范围可能更广。

  

   就具体个案而言,如果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硬性下判表面上看是遵守法律规定,实际效果往往会对制度正义产生反作用,此时更宜通过调解处理纠纷,以避免损害制度正义。

  

   在个案正义与制度正义之间要特别警惕为了实现个案正义而牺牲制度正义,当个案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处理似乎利益失衡的情况下,不应当简单地通过改变规则的方式实现个案的正义。应当首先找到个案的正义不能实现的原因所在,是制度确实有失公正,还是个案存在特殊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案正义与制度正义之间只是横亘着一条事实的鸿沟,要善于从当事人陈述的自然历史事实中寻找、认定法律事实,通过进一步查找、发现个案的案件事实,可以将个案妥善地安放在现有的制度中,使个案正义与制度正义得以同时实现,在维护制度稳定性的同时也进一步通过个案拓展制度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使制度更具生命力。

  

   二、裁判思维模式的兼容

  

   一般而言,英美法系法官并不严格区分审判领域,各类案件都可以审理(当然,现在随着案件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英美法系法官也有相对分工);大陆法系法院通常区分不同审判庭或审判团队。

  

   我国司法审判受大陆法系影响相对较深,目前各级人民法院一般都设有刑事审判庭、民商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不同审判庭,法官亦相对“术业有专攻”。

  

必须承认的是,不同审判背景的法官在裁判思维上存在一定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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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审判》杂志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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