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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农业与工业化》:断裂于三十四岁的学术生涯

更新时间:2019-07-25 08:57:42
作者: 梁小民 (进入专栏)  
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本书的影响不如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但在60年代后,这本书越来越受到重视。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成为以后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他的许多在当时不为人理解的观点也逐渐被接受,并运用于实际。这就是这本书1969年又在美国重印的原因。

  

   张先生来自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因此,他的观点受到其他落后国家经济学家的重视。1951年该书就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五六十年代,张先生不断收到来自英国、印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等国学者来函,要与他讨论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并询问他的新成果。1956年夏,两位智利大学的教授来中国,一下飞机就要求见叫“Pei-Kang Chang”的学者。接待人员听成了名叫“背钢枪”的学者,就四处打听。后来经北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先生提示,才找到当时在华中工学院的张先生,但张先生当时已难以与他们交流。

  

   张先生写成《农业与工业化》时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学术生涯就停留在三十四岁之前,一生中再也没有超越三十四岁。一个才华横溢又勤奋不已的人,本能攀登更高的学术顶峰。但他的历史在以后不久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生在这里拐弯,无可奈何,又无法挽回。

  

   1946年秋,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被称为“哈佛三剑客”的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到武汉大学任教,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其后张先生到美国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到武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张先生担任武大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并兼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先生受到了政府重视。

  

   但不久,中国选择走苏联的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张先生所学的经济学一无所用。同为哈佛博士的陈岱孙教授在刚建国时还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两重内容,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是技术性的,前一种没用了,但后一种还有用(80年代后,陈先生仍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在当时是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从此,张先生就远离了他钟爱的经济学,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由一个有为的青年变成了仍然有为的老人。

  

   1953年1月,在院系调整中,张先生调至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离开武大当时对他也许是一件幸事,那些在武大经济系的哈佛学生,如谭崇台和刘涤源后来都成了右派,一个改教英语,一个下放农村放牛,而张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度过。以后,张先生还教过政治经济学,“文革”中下放自然都不可避免。不过张先生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都干得好。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几个年轻人与张先生一起在华工的校园内散步,我们都夸华工校园路修得好,树种得好。张先生笑眯眯地说:“这些都是我主持的。”张先生的夫人谭慧先生告诉我们,“文革”中在农村放牛时,别人的牛都瘦瘦的,只有张先生的牛胖胖的。直到1978年,张先生三十多年没有阅读经济学的文献,也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成为没有下文的一块丰碑。

  

   1978年,张先生才回归经济学队伍,他被社科院调去参加《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写工作。这时他又与陈岱孙教授等老一代经济学家共同组建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并主持工作。该会一成立就组织各地专家在北京举办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并亲自主讲第三、四讲微观经济学部分,以后又讲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个讲座对刚刚开放的中国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当年听讲座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为有成就的老专家。经常听到人们称赞这个讲座的冲击力。1986年张先生和厉以宁教授把他们讲的内容扩大为《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一再重印,可以说是洛阳纸贵。1997年张先生又在此基础上独立写成《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写这本书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

  

   1982~1983年,张先生用十个月抱病审阅并修改了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在1947~1948年间翻译的《农业与工业化》,并作为《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改名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这部有世界影响的著作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离国外出版已近四十年,而且发行量仅两千册。以后张先生力图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并出版了不少专著。这些著作为年轻一代学子完成,但张先生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尽管有近四十年的学术空白期,但张先生仍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顾年老体衰,在不断地阅读思考,为我们年轻一代领航。张先生的天才、勤奋、幽默、风趣成为我们这一代永远的楷模。

  

   张先生多年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所培养的学子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大腕,老一代有董辅礽、曾启贤、万典武等,新一代有徐长生、张燕生、巴曙松等。他的学风与为人影响了一代入门或未入门的学子。当张先生离去时,他可以感到宽慰。

  

   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止于年轻时的一部著作,无论这部著作多有影响,都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当张先生再回学术队伍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尽管此后张先生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但毕竟年事已高。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能平安活下来是一件幸事,但又无法有所作为却是一件憾事。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无法假设。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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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话经济学人》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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