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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慕健: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更新时间:2019-07-25 08:43:25
作者: 杨伯江   慕健  

  

   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关键词:美日同盟;特朗普;安倍晋三;印太战略;“二元结构”

  

   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与欧亚盟国之间风波时起,龃龉不断。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较之美欧关系,美日同盟总体处于强化进程之中,这是由亚太地区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所决定的。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特朗普政府并未对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出颠覆性改变,而是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日本作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首要支点。与此同时,受特朗普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和手法的冲击,美日间分歧和摩擦有所加重,而且短期内难以消弭。同盟内部矛盾的加剧虽不至中断美日同盟的总体强化趋势,但却会制约同盟强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这一情势为中国展开多边战略博弈提供了新视角。美日同盟的走势给亚太、印太战略局势带来深刻复杂影响,导致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二元结构”趋向固化,同时中国与美日之间的相互影响持续上升,中国对美日同盟的博弈面临新课题。


美日同盟总体持续强化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美日同盟体系的构建与稳固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具有重大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总体上看,美日同盟处于强化进程之中。

  

   一、全球区域战略协调不断强化

  

   特朗普上台后着力推动美日军事安全合作,安倍晋三也多次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美日双方一致坚持继续强化美日同盟框架的取向。2017年2月,美日举行特朗普执政后首次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日互为“重要的同盟国”,“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美日的纽带和友好关系非常深厚”。日本2017年和2018年版《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及安倍在国会的施政演说,均重申“日美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安定与繁荣的共同财富”。2018年12月,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日美同盟与日本自身的防卫体制相符,将持续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存在下去”。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首脑会谈、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即“2+2”(外长+防长)会谈、各种外交与防务高级别磋商的频率提升,沟通机制更加完备。据2018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统计,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美日高层会谈(含电话会谈)达36次。通过高频率的对话沟通,美日就彼此利益关切与重大问题形成了更为清晰的相互认知,强化了政治关系与同盟基础。

  

   在此基础上,美日持续加强在全球、地区层面的战略共识与协调。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日方建议,在上任后首次亚太之行中提出“印太战略”构想。此后,美日地区战略协调范围迅速向“印太”地区拓展,“印太”逐渐成为两国战略协调的一大重点。尽管美日双方就如何推进“印太战略”各有侧重,2018年8月,日方还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但两国要共同加强对印太区域战略经营的总方针是一致的。2018年9月,安倍访美,双方再次确认将共推“印太战略”,特别是合作援助印太发展中国家。同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双方宣布将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700亿美元援助。除双边合作外,美日还共同与印度、澳大利亚开展多边战略协调。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日美澳、日美印分别举行三边首脑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将联合推进“印太战略”,加强在“高质量基建项目”、地区经济开发与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

  

   二、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

  

   安全合作是美日同盟的基石。2015年4月,美日发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协同作战范围,为双方在全球、地区及“新领域”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同盟走向“世界中的同盟”并建立全方位安全合作关系。美日深化安全合作的趋势在特朗普执政后加速发展。美国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实力、扮演更重要的地区安全角色,给予其更大的军事发展空间。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要求盟友在防务与军力建设上作出与美国同样的努力——“实现现代化、获得必要的能力、提高战备状态、扩大军队规模”。2018年12月,日本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日本“特别重视在宇宙及网络领域与美国的合作”,计划成立“天、网、电”司令部并就此和美军展开合作,未来几年将与美国就先进战机的电磁波武器研发应用等展开合作。在双方战略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目前美日已着手在太空、网络和电磁波领域进行合作,推动同盟超越地区军事联盟范畴,朝覆盖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全球性战略同盟方向迈进。

  

   进入21世纪以来,美日一直不断完善同盟协调机制,确保联合行动中的全程、高效沟通与对接。围绕军事安全合作制度化,近年来美日已形成主要由同盟协调小组、共同运用协调所、部队协调所构成的军事协调机制。为沿袭这一发展势头,2017年8月,美日“2+2”会谈决定将尽快落实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加强双方在情报共享、侦查、监测及军演方面的合作力度。军事安全合作制度化的不断加深,推动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升级,双方协同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同时,美日还积极探索同盟外安全合作模式,包括“美日+X”、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等多边机制,以期整合同盟内外机制,打造“网格式”军事安全合作体系。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联合军演与军火交易明显增加。2018年11月,两国举行“利剑2019”联合军演。在这场号称“日本及其周边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双方有近6万人参加,演习在空中、海域、两栖作战平台上全面展开,充分展现了同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深度军事合作的成熟度。同时,美日军火买卖频繁,交易涉及众多尖端武器系统。2018年1月,美国宣布与日本达成军售协议,对日出售价值1.3亿美元的“标准”-3型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出口该产品,旨在提升日本作为其主要盟友的安全和防务实力,“持续维护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日本也通过积极向美购置先进武器,加速强化军力建设与装备水平,其改装后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理论上可搭载8架美国F35B短距/垂直起降隐形战机。继从美国引进42架F35A型战斗机之后,安倍政府还考虑以超过万亿日元的价格再购买100架F35战斗机。

  

   三、对华战略指向性更加突显

  

   美日在亚太地区层面的战略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美日将“一带一路”视为对地区安全秩序及两国地区影响力的“直接挑战”,借“印太战略”笼络域内国家予以对冲,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继2015年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将“开发援助”改为“开发合作”、加大对东南亚援助力度后, 2018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专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印度洋国家,以防止出现“极端的对华倾斜”。围绕中日东海争端及中方海上维权行动,2017年2月,美日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等均用大量篇幅渲染中国军力增长对日本构成的“威胁”,突出强化“西南防卫”政策,明确将中国作为重点防卫对象。日媒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东海海域投入无人潜航器,以提升对中国潜艇的警戒监视能力。在南海问题上,美日保持积极介入态势,不断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的安全军事合作,并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共同介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特朗普执政以来,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两国多次在敏感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名曰“保障南海地区航行自由”,实则针对中国岛礁建设实施威慑。


美日同盟内部矛盾有所上升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对日本等盟国同样会牺牲对方利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外交手法与“零和思维”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上升。

  

   一、双边经贸领域矛盾突出

  

   日本对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尤其是约占其汽车出口四成的对美汽车出口,制造了巨额顺差。特朗普对日本的对美贸易政策强烈不满,指责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贸易问题成为美日之间最艰涩的话题。为平息美方不满,日方在特朗普上台后迅速作出承诺,在10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在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市值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基建市场。但美日贸易失衡并未由此缓解,据日本财务省数据统计,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了3.1%,达7.04万亿日元。2018年3月,美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日本未能像澳大利亚等美国其他盟友一样得到豁免。相反,美方对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威胁称未来可能将进口汽车关税提高至 20%。在美方压力下,2018年9月,美日首脑会谈就举行双边货物贸易谈判取得一致,谈判预计将于2019年春季启动。日本一直期待借助多边经贸框架约束美国,竭力避免与美国进入“一对一”的双边谈判。虽然日本最终被迫同意进行双边谈判,但仍坚持谈判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并力争最大限度保护本国产业的利益。美方则坚持“谈判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将涉及投资与服务业”的立场。美日在汽车、农产品、电子贸易等领域分歧巨大,短期内矛盾很难得到解决,经贸争端恐将长期化。

  

二、防务安全领域显现分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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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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