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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在纵欲与虚无之上——访钱永祥

更新时间:2019-07-23 23:07:39
作者: 钱永祥 (进入专栏)  

   访谈者|崔卫平

   受访者|钱永祥

   来源|《南方周末》(2004年1月15日)

   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心态。

   我们往往忘却了动物也有利益可言,忘记了动物也有苦痛和恐惧的感受以及想要活下去的欲望。不尽力达成这样的遗忘,各位每餐的食欲岂不是会遭到最恶心的干扰?我想,动物伦理学若是能提醒人类,对于“非我族类”如动物者的感受有所意识,便将是一件极大的教育成就:人类的道德敏感度将可望提升,对于“异类”的包容能力将可望扩大。

  

   我们所处的伦理现实

  

   崔:您是一位台湾学者。但从您的著书立说来看,尤其是这本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纵欲和虚无之上》,感到您殚思竭虑的问题和大陆思想学术界息息相通,一点也不感到隔膜。我从您本人出生于1949年这里得到部分的解释。能否谈谈,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关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进入您的视野的?

   钱:一个人出生的年份和地点,会有那么明确的含意吗?我不无怀疑。的确,对我个人而言,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联系,是无法切断的。

   但是如果我的问题意识,跟大陆思想学术界的关怀居然“隔海唱和”,我猜想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与历史的大局面(包括中国近代历史对于我这个人的塑造作用)对我们提出了共同的问题,而不在于我个人的生平点滴。

   崔:不,一个人思想的起点,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有着血肉相联。

   我知道您就是1970年代初台湾学生运动的积极人物,带头反抗国民党的YiD专¥&制。后来你走了一条和大陆同龄人稍稍不同的道路。这不仅是指您后来去英国念书,主要关怀放在扎实的理论建设方面;而且在您的表述中,有对于自己青春热血时期的沉着反省。当我读到您关于“纵欲”和“虚无”这样的表述时,就会想起我们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东西。

   钱:使用“纵欲”和“虚无”这种字眼,或许有点过度戏剧化,不过这确实表达了我自己常年累积的一些感受和反省。我们这一辈人,面对过现实中的压迫与不平,不免滋生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渴望改变现状,实现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这种情操和抱负,我一向以为难得而可贵。可是理想主义者容易因为理想带给自己的正当感,忽略了理想主义之艰难。

   一方面,“理想”不是一些现成的价值,内容明确而且无可怀疑;相反,理想是要由追求者自行陈述、界定并证明其价值的。这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尤其在中文世界,思想资源与历史传承都相对匮乏,有志者的负担会格外沉重。

   另一方面,理想虽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现实,但它生在现实世界、由气血之人构思和推动,注定会受到现实的沾染与羁绊。换言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我们都有必要认清,理想要靠你自己来经营与发展,要靠你来展示它的价值,而你是时时都有可能错误和失败的。若是轻忽了这中间的艰巨考验,认为理想主义不过是一件靠善意、信仰与献身就可以完成的事业,那么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会以虚无主义为结局。在拙作里,受到韦伯的启发,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心态。”在纵欲与虚无这两极之间,我很盼望能守住一份对于理想的“切事的责任感”。我有义务澄清自己所相信的价值何以是理想的价值,也有义务不要令这些价值沦为虚荣的装饰品。如果无法如此维护理想,就不如回头过“平实的日子”,还能保留一丝尊严。

   您说得对,这些反省,与我在台湾的生活历程是有关系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也还在追索。大陆上我的同辈,经历过的狂风巨浪非我所能管窥蠡测于一二,我深信他们的反省也要比我更为深刻厚实。无论如何,我珍惜自己年轻时候有幸萌生了一份理想意识,但更庆幸自己有机会继续摸索这种意识所要求的理论与道德条件。在这方面,韦伯给我的启发最大。他强调现代人必须自行寻找生命的意义,而这种寻找又是何等困难重重。他指出个人的尊严所系在此,对我起过暮鼓晨钟般的作用。

   崔:在现代社会之前,皇权、神权、宗法制家长的权威是不容怀疑的,因而不存在以个人的名义寻找价值的问题,所有答案都是现成地摆在那里。而在如今破除了神性魅力的世界上,才有了由个人来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问题。这真是一件沉重的、难以解决的负担。

   钱:不过,我想把韦伯的想法再推进一步。我深信,个人生命里的很多问题,本来便是无解的、无奈的,只能付诸当事人的内心挣扎,甚至不得不“和血吞”。我该算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过人不应该太自负,也就是应该意识到理性的狭隘界线。承认人的有限,承认生命的意义不免有其暧昧处,承认天地不仁、最伟大的人性成就也注定归于尘土,在原始人是本能、在文明人却是必备教养。这时候,我们的焦点,虽然仍然是“我应该怎么活”这个问题,但是所问的已经不是要为一己生命找到“意义”,而是想要确定自己所作所为乃是对的、正当的。一己生命的意义,属于个人的选择,可以由个人自行负责。行为的是非对错,则牵涉到他人,不能是主观的抉择,而是必须满足道德普遍性的要求。

   韦伯受尼采的影响不小,喜欢着重以个人为单位的某种英雄伦理,我则宁可回到社会,着重平实人的社会伦理。在今天,祛魅(disenchantment,又译除魅、祛魅,马克思·韦伯术语,指近代以理性化消除神话的过程——原编者注)的效应业已扫除各种道德权威之际,除了个人的意义问题之外,公平正当的社会关系,我觉得乃是实践层面的首要问题。

   崔:那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里,才能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正当的”?我们能够借助于什么,又受着怎样的制约,才能赋予自己的行为某种正当性理由?

   钱:问题产生的框架,正是祛魅之后诸神斗争情景下的价值多元论。到了今天,道德性的评价──是非、对错、好坏──的标准,已经无法求助于超人的权威,或者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有鉴于政治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太深远,对于政治制度、政策该如何进行道德评价的问题,我认为尤其要紧,也更受到缺乏标准的骚扰。我猜想,每个人都会担心,自己的行为与信念究竟是不是妥当的、对的、正当的。这种疑虑的无所不在,正是祛魅后的道德情境的一项特色。扩大到政治领域,同样的疑惑也至为普遍。试问,若是您还找得到磐石般不移不惑的价值权威,这种疑虑岂会发生?可是,若是找不到一个公认的、无从怀疑的价值权威,我们行为的对错问题莫非就是无解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或者某种怀旧回归的保守主义,莫非就是今人的惟一出路?

   我深信,这些路子是走不通的。毕竟,道德评价并不是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客观的、本身就有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可言的。如果大家的想法与判断并不相同,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找一个大家都会认可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可以让我们开始讨论,应该接受什么道德评价标准?“公民”这个身份,提供了这样一个立足点。你我由于各种差异,对事情的好坏对错无法有共识。但是你我都是公民,必须以公共的角度看事情,也必须以公民的平等身份共同生活。道德评价必然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互动里、在公共生活中建立标准的活动。因此,大家有责任让公民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身份,协助公民式的交往活动所需要的各种制度。西方学者用“公共领域”代表这个方向的思考。我们如果并不想仰赖虚假的权威,也不想坠入虚无相对的犬儒现实主义,只有尽力循这个方向努力。

  

   政治具有优先性

  

   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关于价值重建的问题上,人们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教训?能否谈谈欧洲战后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或收获。

   钱:这个问题涵盖面太大,我不应该妄想作这么广泛的论断。不过,针对整体趋势,或许可以试探性地这么说:二战之后,政治社会思想没有很蓬勃健全的发展。一方面,冷战局面造成了政治思想的“国家化”,自由、开放的讨论与异议很难出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从众”的压力较强,关于价值问题的追究不够深入彻底,而是把很多假定视为理所当然。这个阶段不是没有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想要挣脱国家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过很少有人愿意正视“政治”这个范畴的作用,而是寄望于市场、科技管理乃至于“人民”、历史等等各式各样的超政治力量。他们担心政治只会为恶,于是奢望一个政治之外的因子,能够解决制度和秩序的问题。这种想法当然注定失败。

   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假定:思想的突破,往往要靠社会上大规模变动的刺激。在西方,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前期,似乎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民权运#动、学S运¥动、妇女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在在对于战后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国家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在这种刺激之下,有关政治以及道德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当然,新事物甫出现的时候,还是较为混乱、迷惘的。不过,如何克服祛魅的后果,超越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陷阱,为道德与价值找到公共性的基础,我认为在西方要在1970年代之后,才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我相信有三个基本的参数:自由所以价值多元,平等所以各元均需要受到尊重,然后为着社会共同生活,寻找公平的合作条件。

   崔:重新正视“政治”这个范畴,属于政治的问题诉诸政治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成为当今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钱:这牵涉到上面有关道德评价必须经由公共讨论才能建立的论点。长期以来,西方思想的一支主流,便总想将政治议题交给某种客观的、不以一时一地个人意志偏好为移转的力量去引导。19世纪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多半有此倾向。20世纪独裁者的政治冒险造成人类厄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思路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的势力急遽成长,也为它提供了现成的理据和工具。

   当今人们已经放弃了这套童稚的乐观想法。民主正当性的要求,不再容许任何超个人的力量──管你是科学还是哲学──越俎代庖。不过,这相应也亟须在政治的制度问题上发展更深入的想法,不然,这种政治生活的爆炸将会突显体制的脆弱和偏狭,届时会造成新一波的幻灭与激进主义。

  

   多元平等的制度设计

  

   崔:“价值多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钱:大家知道,早在1950年代,英国思想家伯林就提出了一种激进的价值多元论,与韦伯的思想呼应。不过,价值多元论不需要仰赖某种历史哲学、某种关于现代性的哲学分析才能成立。18世纪人物──例如美国的制宪者──已经深知,只要容许人类自由使用理性,就一定会产生价值、利益、信念的差异与多元。价值多元乃是一件极为现实的“事实”,只有靠镇压才能消弭。

   崔:既然存在着人与人在信念、价值、利益各方面的相异和冲突,那么,社会的共同生活如何可能?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在什么样的框架之内进行?

钱:这件事实当然提出了一个极为要紧的问题:人们要如何在一起进行共同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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