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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更新时间:2019-07-23 22:53:10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基本还是靠马和马车;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电报,但多半也还只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限。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报纸,普通人对于这类消息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

   换言之,即使有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五四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一,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

   第二,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1895年的举子秀才根本不同,视爱国为己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

   第三,帝国成了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五四运动的群众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日本领事,而五四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不行了。

   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五四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判,取得其援助呢。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满蒙地区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渐进及其效用,由此可知一二。

   问: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会一度尝试拿满蒙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杨奎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它是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我们所以不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

   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人还会那样热血膨湃地去投身于爱国战争吗?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

   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

   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

   而类似这种观念,在共产党人其实也是一样。如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着《苏日中立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争论,就很典型。

   当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杨天石教授就考证过胡适1930年代中期为了给国家建设争取时间,力主用承认伪满洲国的办法来避免中日战争的情况。

   问: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杨奎松: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也有城与乡、中心与边缘、受过相当教育与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同。他们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因此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历史发展到抗日战争,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并非就都一致起来了。

   一个我们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举国抗战的时候,也正是汉奸倍出的时候。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的,就一定是汉奸。

   我想,应当有不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了吧?影片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黄河边上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日本人枪口下艰难地讨生活的情形。

   那里算不上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连中国过去有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

   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

   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时,当地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军队。

   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汉(奸)”的情况。

   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战争不断,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伪军统治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安定得多。

   同样,像东北这样的地方,苏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度土匪横行,东北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的说法。

   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因为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民众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出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水平、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如何如何国家民族意识薄弱,轻易地指责谁谁是汉奸。

   我们必须理解,很多情况是不同的历史条件或认识角度造成的。包括我们今天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其步伐。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200个国家,几乎是二战结束时的三倍。

   换句话来说,在这60年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在不断地发生着。

   因此,我们要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悠久且统一的文化传统,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

   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账,甚至动辄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杨奎松: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

   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它要能够统一成一个民族,有独立、统一并且稳固的政府,因而有得到国际公认的主权地位和领土疆域;其次是要有相当的民主,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是少数个人的,而应当与多数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多数人要认同这个国家,相信自己是可以行使主人的权利的。

   这样的条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显然不具备。无论是晚清的皇权统治,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之后,几乎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无法实现第一个条件。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0多年,连统一的问题和建立稳固的政治中心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其有效统治范围最大的时候,也不过内地十几个省而已。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它始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那种隔膜的状况。因此,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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