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胜保与慈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8 次 更新时间:2019-07-2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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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 (进入专栏)  

慈禧在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与之前的满洲将军胜保的跳踉叫嚣,很有关系。

这个胜保,满洲镶白旗人,瓜尔佳氏。据《清史稿》本传,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便循满洲八旗子弟做官优先的老例,仅十年就做到国子监满祭酒,即国立大学满人校长,又升副部级的内阁学士。咸丰二年(1852),他因太平天国造反,上书说皇帝没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被降级,于是自荐有“办贼方略”,被派往河南帮办军务,从此弃文就武。他很会讳败夸胜,没几年即任钦差大臣,却由于挡不住北伐的太平军逼近京畿,吹牛露馅,遭清廷革职治罪,免死充军新疆。咸丰六年赦还,派往安徽剿捻,改用招降纳叛办法,冒充战功,又被发觉降职回京。

但他运气不错,回京正逢英法联军攻来,慌乱的皇帝起用他统领八旗禁军,协助僧格林沁、瑞麟抗击。他初上阵就被流弹所伤,先是杀害联军和谈人员泄愤,接着将负伤当成闻敌即躲的借口,同时将京郊战败的责任推给僧、瑞。于是咸丰帝在北逃中将僧、瑞革职,授予胜保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而留京议和的恭亲王又一再奏称守京三将中唯胜保忠勇可用。这样在咸丰流亡热河期间,胜保就跃居都城驻军的统帅,成为恭亲王最倚重的满洲军头。

胜保神气活现了。咸丰帝病死,他正在京东指挥剿捻。显然经过事先策划,于恭亲王抵达热河吊丧次日(辛酉八月初二),他就上奏要求赴热河“叩谒梓宫,俾得跪求圣训,并与赞襄政务王大臣熟商南剿一切机要”,在奏折末特别声明:“至奴才现统各军,已饬分布直东要隘,派令文武大员管带驻扎,操防镇抚。”直东即紧邻热河的直隶东部,原非剿捻战区。他说已在各要隘紧急布防,又说赴热河一大目的是与赞襄政务王大臣“熟商”军事机要,而且另有两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那不是分明摆出要向肃顺们兴师问罪的架势吗?

《清史稿》称,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西汉景帝下诏“削藩”,吴楚七国起兵造反,借口即“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此策曾为中世纪列朝的割据军阀发动反中央战争所反复利用。但满清开国二百多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据我寡闻所及,尚未见胜保“昌言入清君侧”的原始史料记载,然而由现存胜保的上述奏折,堪称其人确有此意的明证。

因此,肃顺们得到胜保奏折,一面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一面又发“内阁奉上谕”,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著交部议处,也彰显了他们面对这个满洲军事实力派代表的惧恨交加心态。

胜保不防被肃顺们抓住把柄,指他竟敢违反本朝“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或因又与恭亲王们密商,于是到热河谒灵即返,似乎很老实。但他大约得知恭亲王与慈禧要抓捕肃顺等密谋,至少出于对“山雨欲来”的政治敏感,在慈禧违拗肃顺们意向,坚持借送咸丰棺材安葬为名回京之际,又抢先上长篇奏折,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这道奏折,发在前述内阁汉大学士周祖培等公疏的前一天,而内容与周祖培等公疏如出一辙,虽对引用史证申诉皇太后临朝的必要性太过简略,却点名指斥载垣等王大臣均非近支,明白指出:“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无论他的奏折,是否出于恭亲王的授意,但他的权位,既是满洲军头,又手握卫戍京畿的重兵,如此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夺权,即使在满汉亲贵中的“祖制”守护者中间,也极有威摄性,谁敢不噤声?

倘说辛酉政变,没有胜保的跳踉叫嚣,便不能实现,或者说虽暂时成功也未必持久,大约不算过度推论。

不过胜保也如传统谚谓,小人得志,利令智昏。作为满洲下五旗的世僕,他出身卑微,被满洲宗室权贵所贱视。他发迹变泰的资本唯在军功,而他先前的军功多属假冒虚报,早为识者不齿。他在辛酉政变前后居功骄横,却不悟在恭亲王们眼里无非“功狗”,早已注定兔死狗烹的宿命。辛酉政变得逞,议政王奕訢给他的奖赏,是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一身充当八旗两军统帅,地位够高了,却随即打发他去主持剿捻。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欣然就职,却只会一招,即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不想捻军头目苗沛霖,比他更狡诈,在诱擒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而受重赏之后,随即倒戈,以致“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于是恭亲王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同意,下令查办。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不是别人,正是胜保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格林沁亲王。当然僧王对胜保的罪状,件件“查实”。议政王政府唯恐胜保狗急跳墙,在先已将他调往陕西剿捻,密令僧王“监制”,这时又密诏多隆阿率重兵到陕西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同治二年(1863),北京三堂会审,胜保仅承认“携妾随营”一条有罪,而相反要求惩办对他诬告之罪。但虎已入柙,岂可宽纵?

于是恭亲王与两宫太后假借同治帝名义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

就这样,胜保被迫自杀了。他活了四十岁,后半生都为拯救满洲统治权力而战斗。他很卑鄙,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他很荒淫,贪污纳贿买妾样样都干。他很投机,总瞄准中枢权势的未来取向下注。但他弃文从武之后,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招降纳叛固然应受谴责,效应呢?却是动乱地区得到安定,由民不聊生转而民可聊生。因而,胜保为彰显个人“剿匪”业绩,尽可能避免武力冲突,对沦为匪徒的平民,以软性的招抚措施,缓和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情绪,是否只有否定意义?

据说胜保被逮被他招抚的前捻军首领李世忠,愿以提督官位替他赎罪。而胜保一位幕宾之兄,时任御史,也不避嫌疑,上疏说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他们的尺度相异,见解相近,都以为胜保对清朝功大于过,甚至有功无过。但这样的辩护,可称历史如实而与现状不合,反而促使胜保非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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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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