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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 韩大元:生态文明入宪的本土资源、规范价值与意义

更新时间:2019-07-21 20:38:26
作者: 吕忠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国家在合乎宪法秩序范围内,经由立法,并由行政与司法依据法律和法,保护自然的生命基础”的规定,就可以不需要再有公民环境权条款。因为将环境保护与联邦国、民主国、社会国、法治国原则等内容在同一条中加以规定,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家中的最高位阶。根据《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项规定,这些原则属于修宪也不得更改的内容。我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第26条也规定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能够得出与德国学者相同的结论吗?

  

   韩大元:关于环境权概念问题——我想一会儿很多学者会谈到,不仅环境法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宪法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考察一个概念是否成立,除了学理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历史的脉络。第一个历史溯源是刚才您讲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当时实际上对环境权也有一个国际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人类拥有为保障健康生活足够的环境条件中的基本权利。我看到是用了“基本权利”,但是这个基本权利是不是我们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还需要研究。第二个是1980年制定的有关化学工业污染的规章。这一规章最早在规范性文件当中明确了环境权是一个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这也是历史事实。

  

   从两个学科对话的角度看,环境权研究需要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环境权是不是一个基本权利?如果是基本权利根据什么标准;如果不是根据什么标准,是不是一定要把环境权从人权提升到基本权利呢?

  

   第二,环境权性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刚才吕老师也讲了一下,国外大概有五种学说,一种是尊严权,环境权跟一般的权利不一样,它体现人的尊严,是最低限度的一个权利。第二个是追求幸福的权利,日本、韩国等等一些国家。第三是生存的基本权。第四是既是社会权,又是自由权。第五是比较流行的,就是生存的人格权。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概述更能表明当代的环境权的本质,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和它的使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然,环境权作为一个权利既有社会权的属性,也有自由权的属性,它可能就是一个具体权利,同时也是抽象的权利。我们未必把抽象的权利都转化到具体权利。具体权利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否具有可诉性,就是环境权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把环境权写在《宪法》上,我们是不是能提供一个充分的规范供给与救济?环境权的价值是体现在具体救济上,还是国家的立法方针还是国家的政策层面?

  

   吕忠梅:我也想问韩老师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已看到,环境司法迅速发展,原有的法律不够用情况突出。自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出台了10余部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中有不少是创制性的。比如,前些年在公益诉讼还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时候,最高人民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今年,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没有法律依据的时候,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又发布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我想问的是,宪法上如何看司法解释的创制性问题?实际上,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也在不断出台突破已有法律规定的法规、规章,宪法上是否认可“善意违法”或者为了改革目标、为了实现环境公益而突破法律就没有关系?

  

   韩大元:吕会长刚刚讲的问题也是我目前关注的。我在今年1月到4月在美国哈佛访学的时候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一份演讲稿,演讲主题是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其背景是民主党最有力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是一个左派,他在竞选纲领中提了两个承诺,一个是要实现全民医保,第二个是绿色新政。彭斯就坚决反对,你要走绿色新政就是不要自由,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绿色,绿色要花很多很多钱,这个钱都来自于纳税人,我们不能为了某一个价值目标而牺牲纳税人的钱。

  

   我们推动环境保护、特别是制定国家目标的环境保护政策时,自由是不能侵害、不能削减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让人民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健康,这个理念是包括在自由当中,所以既要保护自由,同时也是为了自由而保护环境。

  

   刚刚吕会长讲的依据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法律依据,因为公益诉讼一开始试点有争议,后来才写在法律上,成为法律制度,但具体实施方面仍有较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吕忠梅:公益诉讼案件在2007年开始,有地方法院开始受理,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才有了程序法的部分依据,2014年环保法修订后有了实体法依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201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由检察机关提出试点方案,2017年才修改《行政诉讼法》。因此,公益诉讼基本上都是先由司法解释推动实践,后来才法律化。正在进行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依据是两办发布的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文件,没有任何法律加以规定。

  

   韩大元:这个我是历来反对的。我认为涉及到国家法律已经规定的,以两办名义发规范性文件就要慎重,注意把握与法律的界限,否则会削弱法律的规范性。

  

   在中国,通过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保护公民环境权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在学理上可能有争议,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制度。公益诉讼最主要的两个领域,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是食品安全。因为面对强大的企业,包括食品企业、包括环境污染的企业,公民个体是无法抗拒的。从环境权的理念上看,我觉得司法机关应积极发挥作用,但是程序要规范化。

  

   所以未来环境权保护应当加强的是,第一,在学理上要有充分的储备;第二,程序上要符合法律上的程序,用法治的思维来推动;第三,将环境权理解为国家优先保护的最低限度的人的尊严、生存和自由权利,不能套用传统的概念来理解现代的环境权,要寻找环境权的中国本土资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宿命。只要人类生存就有环境问题,因此,环境法也许是永存的,宪法是不是永存我也不好说。谢谢大家。

  

   吕忠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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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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