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琛:王道与霸道:鲁迅写“天下”

更新时间:2019-07-20 16:11:45
作者: 韩琛  
但却并不妨碍儒家学者持续想象“远近大小若一”的大同图景,并以之作为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合法性论述。当代学者之新天下论述,也往往刻意忽视天下体系的差序构造和霸权主义,只强调“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王道乐土理想。至于鲁迅,在他早期文章《破恶声论》中,似乎也追溯了一个“举天下之习同中国”的天下大同景象:  

   然中国则何如国矣,民乐耕稼,轻去其乡,上而好远功,在野者辄怨怼,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惟晏安长久,防卫日弛,虎狼突来,民乃涂炭。第此非吾民罪也,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人之性则如是。倘使举天下之习同中国,犹托尔斯泰之所言,则大地之上,虽种族繁多,邦国殊别,而此疆尔界,执守不相侵,历万世无乱离焉可也。  

   “光华美大、宝爱和平”之文明中国,自古如是。《战国策·赵策》中记载,赵武灵王欲易胡服,公子成以之为“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学者,离中国”。那么,何谓之中国,公子成说:“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如此优越、先进、华美的华夏文明,当然有必要推之四方,使夷狄接受教化,从而德服天下、四海一家。以德、礼、忠、孝、仁治国平天下,就是顺天应人的王道,“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得民心(信)者得天下,天下为公不为私,王者无外的天下大同理想,需实现于大公无私的王道仁政。王道虽好,鲁迅却断定,“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  

   偃武修文之王道天下,固然令人向往,却不过是文过饰非的花招:“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其实,在古典中国之家、国、天下的任何一个层面,王道仁政的内里都是霸道,儒家学者、庶民百姓吁求王道,只不过是试图稍稍制衡霸道,以安稳地做太平犬。鲁迅对此亦有清楚说明:“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不过,当上者无仁、霸道横行的时候,其实人人束手无策,倘“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用来对付霸道的手段,于是只能又回到天命王道,即霸道的兄弟。  

   中国传统上“家国”一体,国即家的放大。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实就是家/族的集合,以孝悌齐家放大于国,就是以孝廉治国,及后就是“以孝治天下”,即以治家的办法治天下国家。因此,虽然古代中国王朝更迭频仍,然而新王朝总是很快就会厘定天下秩序,据说秘密就在于治天下如齐小家,“三纲”理顺便天下太平。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父和妻柔,姑慈妇听之类亲亲观念,大约就是齐家的王道家风,而其后隐而不彰的,其实是父权、夫权与亲权彼此交织的纲纪霸道。鲁迅曾经揶揄亲族和谐神话的虚伪:一方面是典籍强调家族亲旧彼此慈爱孝悌,讲究五世同堂、礼门义宗,另一方面则无论亲戚、尊长、卑幼,又一律被暗地里冠以禽兽一般的诨号。鲁迅并不讳言,所谓父慈子孝、兄弟怡怡、长幼有序的道德衣冠之下,其实是彼此视若禽兽的交恶相攻的真相。  

   《狂人日记》即建构了一个“人相食”的乡土中国。其中亲亲相食的状况或者是文学化的夸张,然而却切实再现了乡土中国之亲亲相隐下面的亲亲交恶。鲁迅在五四期间写就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论,皆在指控传统家族制度的奴隶道德与霸道结构。其实,鲁迅本人也是这“霸王道杂之”的纲常礼教的受害者、乃至加害者,故而在产生“我也吃过人”的反省的同时,也生发出作为父亲去打破家庭铁屋子的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不过,所谓“合理的做人”,却并非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言,仅仅是指“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而应该是所有家庭成员之间,对于彼此的独立、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平等承认。  

   与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一样,治国平天下的宏观政治,自然也是“霸王道杂之”。偏于谈王道天下、文明教化,却忽视外儒内法、文成武功,或者不过是振翅洒水于高风烈火,其中理想主义与诗化成分偏多,距离历史原相与社会现实略远。鲁迅讽刺说:“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条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叫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在当代中国学者的新天下想象中,周朝被认为是王道天下的历史原型。周之伐殷而得天下,正史记载当然是以有道伐无道,究其实却不过是“抢得下的天下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的历史再生产。在鲁迅看来,与日后的蒙古人、满人一样,周人也是从周边占据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至于从周而来的王道政治,一开始就破绽百出,根底里也是一个拖开异议他者、除开造反顽民的霸道政治。  

   礼与兵、王与贼、王道与霸道难分彼此,武功霸道也往往变身为王道神话,也就是鲁迅讥嘲的“圣武”。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波波“圣武”——“刀与火”“来了”:“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实际上,早期中国王朝并不忌讳夸耀武功霸道,那些平定天下、开疆拓土的汉家帝王,往往谥号为“武”,周武王姬发、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等等,都在此列。此一夸耀武功霸道的风气,至宋后便较少出现,这当然不是因为“刀与火”不再来了,而是儒教意识形态正统的确立,让所有挥舞“刀与火”的武功霸道,俱被纹饰以“大德必受命”的王道天命。与鲁迅相似,在谈及古代中国在亚洲的巨大影响时,孙中山亦不讳言其威震四邻的帝国主义身份。  

   及至现代东亚,“霸王道杂之”的王道意识形态也未曾没落。1931年,日人石原莞尔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之际,便提出王道理念,宣称要把满洲建成万邦协和的王道乐土,这个王道就来自中国儒教,意即以德化为主,不尚武力。不过,此一王道以日本天皇为最高价值,王道是权宜的主张,皇道才是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天皇之“八纮一宇”的统治。以日本中里介山的《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为媒介,鲁迅作出中国的王道其实是霸道的判断,应该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之王道修辞的回应。同一时期,民国政府治理中国内陆边疆,依然秉承王者无外的“王化”策略,于是便要实行保障伪满夫权、宣慰新疆回民、救济蒙古王公、怀柔西藏达赖等王道,但同时又不惮于用武力来对付瑶民的反抗。“王化”其实就是“霸王道杂之”的王道意识形态。  

   虽然鲁迅对于中国的王道天下政治极尽反讽与批判,然而在中西碰撞、古今转型之际的中国,交织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王道天下理想,总是在诸多中国知识者、政治家那里拥有一席之地,并往往以之为理论基础,来想象一个天下大同的未来世界。孙中山以王道与霸道区别东西文化,以公理与强权区分中俄与西方帝国主义,以为中国将来必要与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一起消灭帝国主义,用中国固有之道德和平治国平天下,“成一个大同之治”。晚年偏向共产左翼的鲁迅则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而这个“无阶级的社会”的模板,大约是作为“工农大众的模范”的苏联。据萧红回忆,在观看苏联纪念五一节新闻片时,鲁迅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所谓将来看不到的情景,或者便是一个实现于未来的无阶级、无压迫的“劳动者的天下”,其是左翼知识者应然的乌托邦憧憬。  

   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天国王朝、王道乐土规划一样,各种一元论的现代公理,皆可能形成排他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从而变成本质是霸道的新公理王道。在新公理王道规定下的革命实践与历史进程,需要不断区分敌我、清除异己、塑造新人,完全排除了个体进行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这些试图解放全人类的历史实践,往往最终会蜕变为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经由国民革命的洗礼,鲁迅相当清楚现代革命的酷烈本质,通往未来乌托邦的道路中,总不乏“火与剑”的暴力,至于那些革命诗人的运命,往往是碰死在现实中,“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革命的前行”。因此,李霁野记忆中的鲁迅关于未来的“你们的天下”的忧虑言语,应该并非虚构:“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关于中国的王道天下,鲁迅得出结论如下:“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然而,实际的状况恰恰相反,便在今日中国,知识者依旧以奢谈王道为荣,不断炮制各种乌托邦新药,喧哗于当代中国知识生产领域的各种新天下话语,便是最新的证明。  

余论:自由于无地  

   近世以来,由于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冲击,一体化的传统中国社会趋于解体,个体从家国天下共同体中挣脱出来,自我指涉为具有绝对自洽性的主体,个人的解放、独立与自由,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价值所在。“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等早期鲁迅话语,固然言及立人与个性自觉,但依旧延续“修齐治平”的传统,立人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及至五四中国,个人主义思想真正崛起,冲决一切罗网之“狂人”,横空出世于鲁迅笔端。人之自由乃成天下公理,凡事从此都为立人,治国平天下之目的,皆在保障个人权利。然而,从晚清的“太平世”复古革命到民国的“天下为公”愿景,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乌托邦到当下中国的新天下想象,各种交织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新王道天下设计依然喧嚣不已,抑或各家说法亦以人之自由、平等为初始信念,但最终目的却永远在于根据某种独断意识形态,重构一个能够笼罩一切人与物的大同天下。据此言之,鲁迅对于种种“天下太平”的反讽,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鲁迅执意抵抗的,既有往复循环的奴隶时代,更有别无选择的“一乎天下”,并由此而生就“不如彷徨于无地”的自由意志。执著于无可选择之选择的自由,即便成为一个无地自容之他者,也在所不惜,于是而有“影的告别”: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注释: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5期。  

   盛洪:《天下文明——论儒家的国际政治原则》,《文史哲》,2013年5期。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重建中国的内外秩序》,《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26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