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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林安梧与曾繁田谈话录

更新时间:2019-07-20 11:52:38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说而分万物。所以,西方有一个对象化的倾向,把对象物当成我之所造;中国则是默运其中、默契其间,而有所生发。所以我说,中国讲的是“存在的连续观”,西方是“存在的断裂观”。上帝是一个超绝的、唯一的存在,而道在天地万物中间。以前我们也用“上帝”这个字眼,但那是一个至高的、至上的宇宙造化的生命之源,其实就是一个总体的、根源的生发。所以你看上古神话,像是盘古开天地,他就在这个世界之中。盘古的头发就成为森林,盘古的血液就成为江河,隆起来的地方就是山,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湖泊,他的身体整个就是这个世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道跟天地就是一体,道无所不在。西方一神论则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之外、之上,来造这个世界。这是两套不同的传统,神学如此,科学、哲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明白的分别,我经常从这里来谈中西文明的差异。

   所以,我们的宗教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整个话语系统、表达系统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图象性的文字也跟西方不一样,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传统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人类文明众多不同的传统中间,如果要去论的话,我们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比较合乎人的实存状况。西方的哲学突破本身是把人带离出来,再反回去控制、驾驭这个世界。而我们是融通在世界之中,人跟物是“一气之感通”,人跟天是“天人合德”,人跟人是“一体之仁”。西方就不一样,人跟神是断裂的,所以必须有个中介者来连接,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后来的教会。人跟人之间呢,西方用契约法律的关系来连接。人跟物,他们是用概念话语系统来连接。而中国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是一个情的连接传统,是一个德行的超越传统,所以说天人合德、物我一气、人我一体。

   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中西传统的这些不同,就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传统没有宗教。 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教跟他们的不一样。我们不是那种一神论的崇拜,而是一种内在觉性的宗教。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佛教讲“如是我闻”,是从听闻来讲。而西方是由上帝来说,来发话。所以我就说,一个是“听的宗教”,一个是“说的宗教”,很大不同。我们现在时常忽略了种种不同,而拿着西方的标准来框陷我们自己,那就会出大问题。

   曾:林先生讲解佛教观念说:存在之所以为存在,是因为心灵意识活动及于物,使得事物能够成其为事物。请先生详细讲一下,意识使事物成为存在的过程。

   林:这基本上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说的,佛教基本上认为万法皆空,所以唯识学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实目的也是要讲万法皆空。所以它并不是要说明,存在之所以为存在,是心灵意识创造出事物。但是它又告诉你,心灵意识的活动它涉及一个对象物,就使得存在方为存在。当我们言及一个存在,一定是跟我们的心灵意识相关联,意识涉及这个事物,这个事物才会存在。要不然,视若无睹,你心里没有它,它就不存在嘛。存在,一定是当下的意识之所及、话语之所说,这样才论定了存在。

   所以存在必然有一个意识历程、话语历程,但是这样一个存在,并不是存在之本身,佛教认为存在本身是空无。存在是空无,因为你的意识不及,这就叫存在意识,所谓“我法二空”。就是说,我的心灵意识跟一个外在的对象物,二者渺不相涉,我法二空嘛。当这二者有了相互交涉的过程,它才开始有。如果用我的说法来讲,这就是从“境识俱泯”到“境识俱起而未分”,再进一步,就是“以识执境”。即是说,本来外境跟内心两不相涉,泯除一切的分别而回到空无的境地,这是“境识俱泯”。然后“境识俱起而未分”,这时候还没有分别,接下来到了“境识俱起而已分”“以识执境”,就是用我的心灵意识去执着于这个境。

   粗略而言这大抵就是佛教唯识学的观念。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意识跟存在密切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它解开了,你就没有烦恼了,烦恼只是因为你在意嘛。烦恼来源于意识跟存在两两相涉,有所涉着,有所执定,有所执着。而佛教要帮助你解脱,意思就是这样。就这个道理来讲,比如说儒家也认为,一切的存在不能离开人的心灵意识。但是儒家基本上是一个建构论,而佛教是一个解构论,回到空无。儒家既然是建构,它就要成就一套人文。所以,儒家重点在“生”,佛家重点在“灭”。儒家讲“生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讲“刹那生灭”“缘起性空”就在这里。佛家认为如果了解了“灭”,你就不会有烦恼,而儒家认为如果能致力于“生”,你就会有承担。佛家注重苦业之解脱,儒家注重生生之成全,路向不同。

   儒、佛两家路向不同,可是两者居然还能够融通。其实二者差得很远,为什么还能够融通呢?就是因为儒家本来就宽容开放,而佛教也愿意放宽胸怀,就是我愿意倾听你,让你我相融、相通。所以佛教用它的“无生法”,包蕴了儒家的“生生法”。儒家这个生生法,如果佛教把它看低了,说你这是世间法,我这是出世间法,那就不太好。其实儒家的生生法,它既是世间法,又是出世间法,只是侧重点不同。所以经常会有些朋友问,儒家跟基督教能不能融通?我说,当然可以啊,儒佛能会通,儒耶就能会通,但是如果儒耶不能会通,那重点就在于你们基督教嘛,这就看是不是傲慢嘛。不能够说,一定要信那个唯一的人格神,如果能把它柔化、软化一下,那就可以了。比如存在主义神学就说,上帝就是你的心,上帝就是爱,这就可以通了啊。如果坚持说上帝是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其他都是异端,那就不行了。是不是抱有沟通的心态,是不是愿意倾听,这很关键。

   曾:存在与空无,这很吸引人,请林先生再讲一讲。

   林:佛教讲“缘起性空”,一切存在都是空无的,它通过缘起法来说明,一切由生回到无生。无生的意思就是空无,但是,空无并不是说不存在,佛教也讲“真空妙有”。所谓“我法二空”就是说,我的心灵意识跟一个对象物两不相涉,这种状况就叫空无。两不相涉,也就“无有恐怖,无有畏惧, 远离颠倒梦想”。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这两不相涉的空。佛教就告诉我们,世间一切存在(包括现在)都如幻如化,都是要灭的。那么一切都回到存在的空无,就不会烦恼了。佛教的重点在苦业解脱嘛,比如说我这个手表丢掉了,我难过。但是这块手表早晚都要消失,早晚会不复存在啊,存在只是现在而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世间存在事物,都是心灵造作之所现,“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作如是观,就是空,就是两不相涉。

   佛教重点在“苦之解脱”,基督宗教重点在“罪之救赎”,儒家重点在“生之成全”。就这一点来讲,儒家最合乎人的常道。佛教大概因为受到儒家的挑战,在大中华地区,它除了讲“缘起性空”,也常会讲“真空妙有”,就是在心灵不执着的状况下,一切存在都是妙有。妙有之有,不痛苦。心灵执着的话,有就变成了执着之有,于是就会痛苦。譬如友情之有,常常是妙有,因而不会痛苦,但是爱情之有就是执着之有,它不妙啊,就会痛苦,是吧,哈哈。你看李清照怎么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写得很真切啊,很执着,不执着怎么算爱情呢?这个没有办法,它就是如此。朋友之间的感情基本上就比较从容、比较开放。佛的爱是大爱,无执着,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小爱,它肯定就有执着。

   曾:林先生概括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在儒家,“我,就在这里”而主张“挑起”;在道家,“我,归返天地”而主张“看开”;在佛家,“我,当下空无”而主张“放下”。在先生看来,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如何互补、相融、共长?

   林:有时候我讲儒道佛三教,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语,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表达,这里其实也受到了前辈的启发。因为当时受到我的老学长台湾大学傅伟勋先生(其实他高我一辈)影响,他把弗兰克(Viktor Emil Frankl,1905 — 1997)的意义治疗学传到了台湾。那时候我读了以后很感动。弗兰克是一位犹太人,是个心理学家,他被关在集中营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没有死。因为在集中营里很多人被赶进煤气室就那样死了,所以他的体会很深,写了一本书《从集中营到存在主义》,把他关于心理学的一些思考构成了一套心理疗法,就是Logotherapy,意义治疗学。

   后来我重新读唐君毅先生的《人生之体验续编》,结合弗兰克的意义治疗学来思考,就感到唐先生这里隐含着一套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唐先生就说,儒家主张“我,就在这里”。后来我又讲习道家、讲习佛教,所以逐渐就这样总结:儒家,“我,就在这里”;道家,“我,归返天地”;佛家,“我,当下空无”。由此我继续讲道家这样一套治疗学,我称为“存在治疗学”或者“存有治疗学”,就是一种回到存有之道的疗愈方式。佛教呢,我就借用佛教的语汇,称为“般若治疗学”。

   儒道佛这三种治疗学,后来我就这样说:儒家主张“挑起”,道家主张“看开”,佛家主张“放下”。就这样勉强来说三家的异同,以及它们在功夫做法上的差别。再进一步,儒家主“敬”,“敬而无妄”;道家主“静”,“静为躁君”;佛家主“净”,“净而不染”。还有就是,儒家强调“自觉”,道家强调“自然”,佛家强调“自在”。那么我认为,儒道佛三家这些基本精神,在我们民族的心灵里面,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无意识”。当下都有了,而且是人人共有。所以我当初尝试去建构这样一种生命疗愈方式,一是受到了傅伟勋先生启发,一是从唐君毅先生的见解推而论之。后来我把相关文章汇集起来出了一本书《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可能更多研究者包括研究心理学者也有人逐渐关注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有效用的。

   曾:林先生早年受教于多位现代新儒家,后来师从牟宗三先生。请林先生讲一讲牟先生的气象风采,以及您本人的求学经历。

   林:这个可能要讲很久啦,简要来说吧。其实原先我最好的科目不是文科,而是数学。因为我高一的时候遇见蔡仁厚先生的夫人蔡师母,杨德英老师,她是我高一的国文老师,她教我们国文,讲《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讲《论语》。我就喜欢上《论语》了,后来就走了文科的路。我也因为杨德英先生的关系而亲近蔡仁厚先生,所以很早就了解到当代新儒家,读到许多当代新儒家的书。大致就是这样走上了这条路。

   后来受教于牟先生,就很幸运。在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唐君毅先生开始到台湾大学来讲学,虽然我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念书,但是两所学校距离很近,我们就去旁听。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有个优点,就是它是一个国学院的架构,所以我们的训练很全面,文字、声韵、训诂啊,作诗填词啊,四书五经啊,先秦诸子啊,所有这些都要学,徜徉其中。当时唐先生来上课,讲了一个学期,发现身体有癌症,就去治疗,所以后来由牟先生讲课。因此,我们大一听唐先生讲宋明理学,之后三年就听牟先生讲课,主要也是宋明理学,还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这样一路听下来,到我读硕士的时候,牟先生还在台大教书,所以当时我就在台大作为学生修了他的课。

   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有往来。因为从我认识蔡仁厚先生进到台湾师大读书的时候,《鹅湖》月刊就创办了,创刊第一年我就参与了编校工作。那时候我是小老弟啦,他们几个是老大哥。我才本科一年级,他们有人已经大学毕业在念硕士了。我们都是义务的,大家一起奉献心力来做。在那个过程中我跟着学长们一起读书,因此就了解更多新儒家的人物,也读了挺多书。后来成为牟先生的弟子,来往当然就多一些。

用蔡仁厚先生的话说,牟先生是“高狂俊逸的哲人”。牟先生整个人有一种魏晋风姿,他是山东人,个子不算高,但是很潇洒。牟先生讲课非常精彩,理路特别清楚。他这个人真正是聪明锐利、富有智慧,而性情又非常洒脱。但是他批判性也很强,对于他认为不行的人,他要直接讲出来,甚至口无遮拦。牟先生有一种道家人物的率真,他根本不是那种规规的小儒。他身上道家气味比较重,生活上是道家,但是大关节处,他一定是个儒家。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性格里面道家的气质少一些,但是后来我向他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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