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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

更新时间:2019-07-19 23:13:14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通过引入量刑协商机制来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发挥激励作用,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主要创新之处。这一机制对于吸引被告人认罪认罚和接受速裁程序,促进被告人认罪案件得到快速处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检察官滥用权力、被告人被迫认罪、值班律师无法提供有效法律帮助以及法官司法审查流于形式等一系列制度缺憾。在关注这一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同时,还应对控辩协商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观念障碍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扰,才使得我国的量刑协商机制只能在较小范围内发挥作用。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量刑协商;实质的程序正义;值班律师;司法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在被告人作出无罪辩护、控辩双方进行诉讼对抗的基础上,具有“对抗性司法”的鲜明特征。但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刑事诉讼程序形成了“合作性司法”的模式。按照过去的研究,“合作性司法”又被区分为“最低限度的合作”、“和解性的私力合作”与“协商性的公力合作”等三种诉讼模式。其中,“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是指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法院以较为简易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模式。通常所说的“简易程序”,都具有这种“最低限度合作”的特征。所谓“和解性的私力合作模式”,是指在被告人自愿认罪、被害方与被告方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据此对被告人作出宽大刑事处理的诉讼模式。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具有这种“和解性私力合作模式”的特征。而“协商性的公力合作”,又被直接称为“协商性司法”,是指检察官与被告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就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法院根据双方达成的妥协方案作出刑事裁判的诉讼模式。英美的辩诉交易制度就可以被归入这种“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

   相对于“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和“和解性的合作模式”而言,“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过去一直处于理论假说的状态。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下,都对源自英美的辩诉交易制度及其理念持有一种抵触的态度,结果导致那种检察官与被告方通过达成定罪和量刑协议来推动案件快速审理的制度安排,在我国法律中一直没有太大的空间。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对孟广虎案件的审理,首次引入了“控辩协商”的因素,被称为“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但由于这一案件的审判程序背离了我国传统的诉讼理念,引发了司法界的批评,这一引入辩诉交易的改革努力最终浅尝辄止。而法学界尽管对“协商性司法”或“公力合作模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却几乎都是以英美辩诉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的,对这种诉讼模式的“性质”、“内涵”、“理论基础”的概括,也大体上属于对辩诉交易制度所作的理论总结。而这种理论总结在中国法律和实践中并没有相对应的制度参照。

   2014年,我国司法改革决策者推动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其中,与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提并论的一项改革,就是构建“认罪认罚从宽”的诉讼制度。2014年至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展“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试点工作。2016年至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授权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改革试点,并将试点的案件范围扩大到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这两轮改革试点在推进认罪认罚案件得到简便快速审理的同时,还引进了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的制度。根据2016年的改革试点方案,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就指控的罪名、从宽处罚的建议、认罪认罚后的诉讼程序等问题,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经过协商,嫌疑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于检察官移交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和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予以采纳,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收进法律之中,在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同时,还确立了一种适用于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特殊诉讼程序。根据这一程序,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以选择认罪认罚程序。原则上,嫌疑人在审查起诉环节自愿认罪的,检察官在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意见的前提下,可以与嫌疑人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给予自愿认罪的嫌疑人一定程度的量刑奖励或量刑优惠。嫌疑人接受检察官的量刑意见后,要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在起诉时将该具结书连同量刑建议提交法院。法院对于该具结书和量刑建议所提出的量刑幅度,一般都要予以采纳,也就是在这一量刑建议的幅度范围内作出量刑裁决。

   可以说,自2014年司法体制改革启动时开始,直至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在法律上逐步得到建立。按照通常的看法,这种控辩协商不适用于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控辩双方也不能就所指控的罪名和罪数进行协商,而主要围绕着量刑的种类和量刑的幅度进行协商,检察官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可以承诺给予一定幅度的量刑减让,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量刑协商制度”。

   对于中国所确立的这种量刑协商制度,我们有必要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和分析,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发现制度形成的规律,预测制度发展的未来方向。过去,法学界对“协商性司法”或“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都是以英美辩诉交易为制度蓝本所作的理论概括,对于中国的制度缺乏基本的解释力。现在,随着量刑协商制度的逐步确立,一种崭新的经验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缺陷也随之产生。我们有必要破除已有的成见,对这种制度及其运行经验作出理论上的归纳和概括,使之得到理论上的验证。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我国法律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样本,揭示量刑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分析协商性公力合作模式在我国确立的原因,讨论这一制度运行中的主要缺憾,总结中国在引入控辩协商制度方面所受到的主要理念障碍,并对这一制度的未来发展作出简要评论。

  

二、量刑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


   由于改革决策者一开始就将定罪、罪名、罪数等问题排除在控辩双方协商的范围之外,而2018年《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控辩双方协商的范围界定为量刑方面,因此,我国法律所确立的协商性司法机制基本上就是一种量刑协商模式。那么,这种量刑协商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对于这一问题,《刑事诉讼法》给出了一些模糊的答案。但是,仅仅观察书本法律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定程度上,量刑协商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方面。我们需要观察各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实施情况,从而获得对这一量刑协商制度的全面认识,并总结出这一制度的发展趋势。

   (一)检察官主导下的量刑协商

   经过授权改革试点,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形成初步的框架。原则上,嫌疑人、被告人在任何案件和任何诉讼程序中都可以选择“认罪认罚”,也就是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承认,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对于选择“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法院既可以按照刑事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也可以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无论适用何种审判程序,量刑协商都是“认罪认罚”后的必经程序。

   我国法律将量刑协商塑造成一种检察官主导下的控辩协商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嫌疑人大多会选择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认罪认罚”。但无论认罪认罚发生在哪个阶段,量刑协商都由检察官在审查起诉中主持进行。当然,被告人也有可能在法庭审理环节才做出认罪认罚。在此情况下,仍然要由检察官与被告人进行协商,并提交变更后的量刑建议。

   无论是改革试点方案,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使用“控辩协商”或者“量刑协商”之类的表述,这主要是考虑到诸如“协商”、“交易”、“妥协”等表述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误会,有失刑事诉讼制度的严肃性。但在很多地方的改革试点规则中,“控辩协商”、“量刑协商”之类的表述则都得到了公开的使用。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就犯罪事实、定罪、法律适用、从宽处罚以及程序适用等问题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检察官既然是听取辩护方的意见,就有可能结合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形成最终的量刑建议。由此,量刑协商的因素自然就包含其中了。

   检察官不仅要在审查起诉环节听取辩护方的意见,还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主导量刑协商程序:一是根据与辩护方所达成的量刑协议,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责令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二是在提起公诉时将认罪认罚具结书与量刑建议一并提交法院;三是对于上述具结书和量刑建议所确定的量刑方案,检察官要当庭加以说明,并说服法院予以采纳。

   (二)协商的主体

   从书本法律上看,检察官在审查起诉环节要听取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量刑协商主要发生在刑事速裁程序之中,嫌疑人在审判前委托辩护人的情况较为少见,这时参与诉讼的通常都是值班律师,而值班律师又被剥夺了参与量刑协商的机会,因此,实际的量刑协商基本上都是由检察官与嫌疑人双方进行的。

   在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是控辩协商的主体,可以就定罪、罪名和量刑问题展开协商,在互利互让的前提下达成协议。法官一般不参与这种控辩双方协商活动,而只是对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明智性和事实基础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在德国的控辩协商制度中,控辩双方与法官可以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某种协议,从而快速将案件加以了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控辩协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认罪交换减刑”。

   与美国辩诉交易不同的是,我国量刑协商主要发生在检察官与嫌疑人之间,而没有被设计成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的控辩协商程序。在很多地方的改革试点中,公检法机关都利用看守所羁押嫌疑人的便利,在看守所设置刑事速裁办公区,在37天刑事拘留期之内,完成刑事速裁的所有程序。而检察官则利用在看守所提讯嫌疑人的便利,对嫌疑人进行多方面的讯问。在嫌疑人具有接受认罪认罚的意愿后,检察官随即将其涉嫌犯罪的情况、基准刑以及量刑优惠的幅度一并告知嫌疑人。在嫌疑人愿意接受检察官给予的量刑优惠幅度后,检察官随即安排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检察官将这些工作全都完成后,才会通知值班律师到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过程。

   与德国控辩协商也不相同的是,我国量刑协商排除了法官参与协商过程的可能性。这种量刑协商主要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主导了协商的整个过程,达成协议的标志在于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只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将双方达成的协议写入量刑建议之中,其量刑协商工作即告完成。而法官只是在法庭上对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进行形式审查,原则上都会予以采纳。因此,法官就不具有参与量刑协商的制度空间,而处于事后审查者的地位。

   (三)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

在量刑协商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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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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