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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2:36
作者: 葛腾飞  

   另外一位著名的战略家托马斯·谢林在1960年发表的著作《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沃尔斯泰特的强制性威慑观,即“局部听命于偶然性的威胁”。谢林认为,当威胁方提出一项威慑战略后,不管被威胁方遵从还是不遵从,最终是否兑现威慑的决定权并不完全由威胁方控制。在这种情势下,一方将迫使对手面对事情完全失控的可能性,而这可能使对手变得比较愿意妥协。为了达到这种战略效果,必要的话应该放弃某些控制,以便取得可信性。(22)不过,不同于沃尔斯泰特,谢林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即使是冲突的双方,也可以有共同利益的存在。谢林希望通过一种博弈的方式,找到某种达到相互有利结果的共同利益之所在。(23)谢林的观点反映了一种试图缓解美苏对抗困境的具体双边路径。尽管美国战略界偏爱从技术路径上思考应对苏联突然袭击威胁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相互间的核突袭恐惧显然不仅仅是单边军事力量或技术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边政治关系和双边政治心理问题。(24)

   在自我加诸的核对抗困境中和在核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势下,决策者面临着一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困境:若对手发动突然袭击的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确信自身的有限核力量经受得住对手的第一次突然核打击而生存下来。若向对手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的话,则需要对对手所拥有核武器的确切数量、所在的确切位置有完全的情报掌握,还必须确切地知道在突然袭击开始前核武器不会被移走,也不会抢得先机。由于这种目标和信息的高度分散性和保密性,情报机构难以为政治决策者提供完全的情报信息。此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复杂的突然袭击的场景。可以设想,如果在一场可怕的核危机中,决策者认为除了发起第一次打击,其他的选项都会造成更糟糕的结果,这会使第一次打击显得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事实上不可能真的出现这种静态的设定场景。(25)而且,发动核战争的决策是“人类文明开始以来最剧烈、最绝望的世界大屠杀,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毁灭”,(26)这是理性的决策者难以想象的决策后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究竟如何缓解这种困境,美国国内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给出了两种战略路径:一种是基利安报告、盖瑟报告,以及沃尔斯泰特等战略家所代表的单方面技术路径;另一种是NSC162/2号文件内含的实现双方意愿妥协的思想,这在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以及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战略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从技术路径的层面而言,要求在大力发展核武库和战略投掷手段,确保自身核力量在经受敌方的第一次打击后,仍然具备足够的剩余力量以进行有效的战略反击,特别是发展具有充分机动性和确保生存的核反击力量。但这一设想越来越涉及一个基本问题的争论,即到底要有多少威慑力量才足够应对的问题。1959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C.Smith)提出了最低限度威慑力量的概念。当时,空军支持“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强调要打击苏联战略基地内的特大当量核武器,但史密斯认为苏联的特大当量核武器肯定会受到重点防护,即使击中,其所导致的核爆炸和核泄漏也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杀戮。史密斯建议使用较小当量的空中爆炸的武器打击限定的目标清单,打击控制中心和政权基础会造成破坏和伤亡,但不会像打击军事力量战略那样具有毁灭性。史密斯支持发展具有机动性和难以发现的军事力量,这得到了海军的支持。1959年3月,时任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Areigh Burke)提出了有限威慑(finite deterrence)概念。伯克提出,美国必须选择一系列较小的限定目标而非苏联的核基地,选择针对苏联生活中最脆弱和基本的方面,如苏联政府的控制结构,以及构成国家力量基地的工业复合体。(27)伯克指出,自身不受袭击性“只能通过真正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得以确保”。(28)这些有限威慑思想实际上形成了战略稳定观的一些核心逻辑。这就是少量具备高生存性、能够摧毁有限目标的核武器,对于有效威慑是必要的。威慑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少量且能够免于突然袭击威胁的报复性能力来实现,而无须考虑如何建造一支更大规模的军力。(29)实际上,这种有限威慑思想也体现了潜射弹道导弹日益成熟的新现实。1960年年底,海上武器平台的发展使美苏战略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弹道导弹潜艇提供了可免于突然袭击的具有高存活性的报复性能力。(30)

   到1960年年底,随着美苏双方的潜射弹道导弹、陆基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力量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全天候战略警戒机制开始运行,一种可确保生存的报复力量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对手拥有确定的核报复力量,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意味着必然遭到报复,美苏双方领导人都不认为率先发动攻击能够避免出现更糟的后果,也都不认为另一方受到力量态势的压力后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由此,美苏的冷战真正进入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新阶段,即确立了初始的第一次打击稳定的战略稳定关系。(31)

   但是,技术和力量层面的发展只会加剧对抗双方的竞争困境,即使在力量发展上达到一种确保安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确保针对对手的摧毁能力,但依靠物质建设和数量优势的路径终归无法缓解政治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求双边妥协的政治性解决仍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正如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所指出的,随着美苏战略均势的逐步达成,如何维持战略平衡或战略稳定将成为关键问题。尼采所提出的战略稳定不是指初始形态的第一次打击稳定,而是指建立某种政治上的稳定机制。(32)

   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政治互动始终是国际社会推动的一个议题。苏联对裁军谈判的推动,盟国与国际舆论对缓和美苏关系的呼声也说明了高层政治交往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美国政府关于冷战政策的内部讨论和思考中,基本上会将谈判作为保留的政策选项。(33)但是,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这种路径并非美国政府真心愿意采取的策略。直到1955年年初,在西方世界完成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反对在自身实力足够有力之前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1955年7月,在日内瓦,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举行东西方首脑会晤。这是冷战以来,美苏双方第一次进行政治接触的尝试,但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5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寻找有利的时机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希望限制苏联远程导弹能力的发展。1957年,盖瑟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在两到三年内,努力与苏联谈判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因为一旦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够提升到有效的警戒水平,即使是遭到突然袭击后也能遂行有效的报复,这就是“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的最佳时间,因为美国军事力量相对于苏联来说可能绝不会有更强的时候了”。(34)在盖瑟报告出台后,1958年4月底,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建议美苏双方政府指示技术专家们研究针对突然袭击检查实际问题及其可行性,以此作为推进裁军的一种措施。经过双方领导人和外交部门长时间的交换意见之后,美苏双方决定于1958年11月10日至12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一次联合专家会议,探讨如何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这次会议最后仍未取得成果,美国希望聚焦于技术性的途径,苏联则希望从更广泛的层面,特别是从裁军和减缓国际安全的紧张根源上解决问题。(35)

   实际上,一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苏之间在寻求战略稳定的路径上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仍然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美国国内的主流观点仍然首先强调基于技术和力量的优势地位,建立有利于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稳定,但对于在政治层面达成妥协的战略观点日益呈现,例如保罗·尼采作为一名长期秉持技术和力量路径的强硬派,转而开始从政治层面探讨战略稳定和危机稳定。这反映了美国政策精英的观点正在发生改变。

  

   三、建立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

  

   仅仅从力量和技术层面寻求第一次打击稳定,必定导致不断加强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结果,这也会向对手不断发出对峙升级的信号。在第二次打击力量建设的过程中,是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战略还是打击价值目标的战略,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奉行打击军事力量目标的战略,会引发对手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与防护,引发军备竞赛。而打击城市这类价值目标的战略也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引发公众道德层面的批判。在第一次打击稳定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平衡中,任何一个战略环节的差错都有可能引发错误的军事行动,即使决策者并不想采取军事行动。力量的分散部署也会增加偶然的出现或未经授权的发射行动的可能性。因此,即便美国不再担心突然袭击的问题,美苏双方实现了初始状态的第一次打击的战略稳定,这种战略稳定关系仍然是低水平的、脆弱的,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1962年出现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分水岭。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随着美国核武库的日益增长,美国在海基和陆基导弹技术和精确性能上更为先进,对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苏联的第一次打击的担心渐渐消失。然而在危机进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会导致危机失控,颠覆第一次打击稳定,引发全球性核战争。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了战略焦虑,以及对结束危机的紧迫感,“不是基于对赫鲁晓夫意图的恐惧,而是对可能发生错误事件的恐惧”。(36)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回忆道,“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3个卷入的国家却无一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误入歧途”“在这个高技术的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因此,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上”。(37)经过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政策精英大都认识到维持战略稳定是一个关键问题。(38)麦克纳马拉越来越关注通过威慑稳定来制止核战争,遏阻苏联的核攻击,(39)麦克纳马拉更加明确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观。1962年11月21日,麦克纳马拉在提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核力量的目标应该首先确保美国拥有严密保护之下的报复力量,足以在敌人的全力攻击后生存下来,有能力在必要时有计划、有节制地回击并摧毁苏联城市。其次的目标是不让敌人存有通过攻击美国的核力量取胜的侥幸心理。在1964年12月3日提交的核力量问题备忘录中,麦克纳马拉提出将确保摧毁作为美国核政策的核心战略方针。这项方针的侧重点是主张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在报复力量的规模方面,要求建立一支打击城市目标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即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通过还击,一举毁灭苏联的20%~25%的人口和50%的核设施,以摧毁苏联的大城市作为威慑,从而遏制苏联发动核战争。(40)在1967年秋天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麦克纳马拉再次明确了稳定威慑关系的标准。他指出,美国的战略力量必须要能够保证在苏联进行第一次突袭之后仍然拥有对苏联确实的、可信赖的摧毁能力,这是威慑战略的核心和本质。(41)麦克纳马拉希望以极为明确的确保摧毁的军事能力构筑对苏联的足够稳定的威慑关系,达到明确的战略稳定。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避免爆发核冲突、核战争成为美苏两国的共识。两国通过建立首脑热线,建立沟通机制,开启了越顶外交。在危机中基于对手具有充足的惩罚性核报复能力,因此不管双方的分歧有多大或多么的解决无望,不管危机的程度多么严重,双方没有哪一方有发动战争的动机,而且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各种压力,包括心理压力,以避免危机失控,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危机稳定局面。(42)一直到冷战结束,除了1973年的阿以战争,以及1983年的“优秀射手”演习以外,国际社会再未出现这种核对抗的危机。就美苏之间的关系而言,不同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是,此后双方或某一方在到达战争边缘之前也都有寻求妥协的强烈意愿,这是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第二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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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美国评论》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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