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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更新时间:2019-07-19 06:43:24
作者: 赵世瑜  

   内容提要:近若干年来,史学界对“新史料”的追求呈现为一股热潮,在区域社会史领域内也不例外,这固然延续了历史学者重视史料的态度,但也引起了某种担心,这可能容易使人忽视传世文献以及分析传世文献的方法,并忽视传世文献中传递的那些历史信息。事实上,对旧史料做出新解读也是值得提倡的,新旧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

   关 键 词:旧史料  新史料  传世文献  区域社会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刮起了一股追求新史料之风,①这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视,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对以往利用较少的史料文类的关注。

   这股风潮还有另一种源头,即与考古学有关。因考古发现而造就某种新史料、进而造就某种“学”,已有百余年历史,如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近数十年来一直方兴未艾的秦汉到三国简牍也属此类。此类发现往往大解史学界的燃眉之急,因为上古甚至中古历史的资料库中似乎已囊中羞涩。但这毕竟类似于靠天吃饭,如果考古学工作者没有挖出大量有文字的东西,我们也只有守株待兔,徒呼奈何。历史学假若真正到了这个地步,多少是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不少机构斥巨资通过不同来源购得这些新史料、出版机构又斥巨资将其整理的同时,不仅有可能(或已经)造就出一个新的巨大的产业链,而且可能造成对地方历史生态的破坏,中国的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可能因此而走向没落。当然这已溢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论。

   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在具体的研究题目上,这样的史料可能比较重要,但对整个学术的导向意义比较有限。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档案,也利用来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但从20世纪初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得到重视以来,这已经不算新史料了。

   档案材料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一是因为20多年前学者们还较少使用它,那时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的国内学者寥若晨星,来此踏访的海外学者也曾对此表示惊讶;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使国内学者可以使用国外的档案,比如藏在美国、英国、俄国的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的档案,而这些材料以前也很少用于我们的研究;三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的地方档案,从巴县、获鹿等地档案始,到现在的南部、龙泉档案等,虽已有一些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版,但还远远未达到“常见史料”的程度。

   不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档案,特别是政府档案,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19世纪在欧洲史学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兰克史学,就是以使用档案著称的,而且,他们坚信通过秉笔直书就求得历史真实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利用档案基础上的。而这种科学的迷思,80年前就已受到过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讥评。所以,作为新史料的档案只是对某个以往研究中没有用过档案的问题而言的,由于用了档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被推进了一步。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史料都可以是新史料。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通过田野工作,发现了许多民间文献,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某部族谱、某个碑刻),但借此研究的问题和结论,除了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和事以外,并没有说出新的道理。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让我们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人和事,在史学上难道没有意义?当然不能这样绝对。比如对于上古时代那些我们几乎全然陌生的社会,能窥知一二就已经令人兴奋了;但对于史料已然十分丰富的近世社会,我们就无法满足于仅仅描述一个我们以往没有描述过的事实,而这个描述并未引发读者新的历史反思,只是在重复前人通过描述另一件事实所引发的历史反思。

   同样,法制史研究的同行近年来也利用地方司法档案、甚至契约文书进行研究,对传统法史学进行改造,我们看到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冕宁县档案、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流域文书等得到利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作为法学框架内的部分法史研究关心的始终是传统法学的问题,即往往通过对史料中司法程序的梳理回答一些与基层司法实践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巴县、南部、冕宁、徽州、锦屏等地方的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关系,研究者也不关心那些打官司的双方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如何生活。于是,这些文本产生的情境就大多被抽离了。这不仅存在一个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些文本的意义的问题,而且导致了我称之为有“法”而无“史”的困境。

   更有甚者,由于史料浩如烟海,研究者受条件限制,没有发现某些史料已经被使用过,还以为有了重大发现。比如有的研究者偶然发现《临榆县志》中记载了清初士绅佘一元的资料,认为是重新认识甲申“关门之变”的新史料,②殊不知20年前就被学者使用过了,并得出了类似的判断。

   回首20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有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而梁任公对后者的批判是大家耳熟能详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而这些新史料与作为当时的“新史学”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所谓“史料派”和“史观派”之分,这种分法延续到1949年之后,也沾上了政治运动的色彩,其影响之深远,即今日之史学界仍未能幸免。史料之于史学,犹如水之源、木之根,一切史实的发现都来自史料,相信没有任何人怀疑史料对于史学的作用;但史料与史学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即作为史学家的人,有人即有史观,就会影响二者的关系,即史料如何变成及变成怎样的史学,所以没有史观,史料与史学就永远无法产生交集。总之,对于史学来说,史料是更为本源性的,史观则是无法摆脱的。因此,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

   一部族谱,既可以被用成旧史料,也可以被用成新史料。一则传说,一幅图像,亦复如是。甚至,史料可被视为非史料,反之亦然,如甲骨被视为龙骨,碑阴不如碑阳,传说故事等同虚构,等等,这就是史观的作用。

   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者,搜集和利用各种民间文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是,对于缺乏史观的人来说,它们完全可能成为一堆垃圾。否则,它就不会留在那里长期无人问津,或者用来架桥修路、甚至付诸一炬。

   如前所论,史料的新旧,本来是相对而言的。这里当然是在某一种史料的文类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某一具体问题上未使用过的材料意义上说的。在后者的意义上,史料的“新”当然就是绝对的,但意义只是文献学上的;本文的“新史料”或“旧史料”,则是在前者的意义上说的,即是历史认识论上的。比如相对正史,考古材料、档案、契约文书等就是新史料。

   因此,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新旧史料之间,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无论对新史料作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作文献学的研究,也不论是补史还是证事,都存在一个新史料与传统文献相比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新史料都是支离的,提供的是细节,具有很高的原始性和可信性,但如果不将其放到我们已知的史实中,不使用传世的系统的文献与之比对,我们对新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无法认识和理解,更不要说利用这些新史料来研究历史”。③作者虽然针对的是吴简,但所说对于利用明清以来的碑刻、族谱、契约文书、日记书信、账簿水册等材料所做研究同样适用。

   上述主张提及旧史料(即作者所谓“传世文献”)对于新史料的意义,此外,在我们熟知的旧史料中,仍有许多宝贵资料“藏在深闺人未识”。以下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例一,明沈榜的《宛署杂记》收有一篇金代碑文,但却误以为“元代公移”。《宛署杂记》系研究北京史的常见史料,但这篇碑文却罕有关注:

   今月二十六日,奉大兴府指挥,奉尚书工部符文:今月初八日,承都省批,大理寺断,上工部呈,大兴府申,宛平县李仁莹等每仰山寺僧法诠争山林事来断。李仁莹等告仰山寺法诠占固山林,依制,其僧法诠不合占固,外据李仁莹等到官虚供不实之罪,合下本处契勘,照依制法决遣施行。然如此,缘本僧有天会年间书示施状,及正隆二年告到山林为主榜文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兼是省批,寺驳,补勘事理,诚恐所拟未当,乞都省详酌施行外,检法董伯璋等所见,除相同外,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内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从初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不得争告条理,其山林合分付仰山寺僧法诠依旧为主,占固施行。……④

   本文并不打算对这篇碑文进行全面的研究,那将是另文的任务,因此只引出全文的20%。从这只言片语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篇碑文是官府关于一个地产纠纷的告示榜文。从后面的文字可以知道,这份榜文是金大定十八年(1178)由宛平县知县出示立石的。这篇碑文事涉仰山栖隐寺,残碑仍在栖隐寺山门内,其长期无人问津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或因其内容没有引起史家的兴趣,或因金史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女真统治下的华北社会历史并不被视为“金史”,⑤或因北京史研究者没有发现这篇碑文与他们熟悉的北京史的历史框架有何关联,总之应与金元史及北京史的研究者的史观有关。

   对这篇碑文的解读,自然要放在金代华北的历史脉络中去,其间涉及女真制度、佛教势力与汉人社会等诸多方面。仅从上面的少量引文可知,有宛平县民李仁莹状告仰山栖隐寺的法诠“占固山林”,当然法诠只是栖隐寺的代表。这件案子只是地方百姓与寺院争夺山林地产的官司,但显然宛平县无法断案,只好上报大兴府(即京府),但大兴府还不能解决问题,可能因牵扯山林问题,于是申文至中央的工部,并由负责司法的最高机构大理寺断案,同时还获得了“都省”即中书省的审批,可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案子。最后宛平知县是奉了工部的符文(符牌)和大兴府的“指挥”⑥断了此案。此事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当然是个饶有兴味的课题。

   上述引文也已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仰山寺方持有的有力证据,一是天会年间(从金太宗到金熙宗的年号,1123-1137)的一封书信,二是正隆二年(1157)为此事打官司的榜文。据后文可知,天会年间的书信是“皇伯宋国王”所写。这位“皇伯宋国王”即为金太宗子完颜宗磐,熙宗即位后封为宋国王,因他为阿骨打之侄,而熙宗是阿骨打之孙,故称皇伯。由此可知仰山寺有着很硬的后台。然而时过境迁,中都建立后对地方的控制、关于占有山林湖泊制度的变化、当权者的态度等,都使事态并不能到此为止。

   例二,民国《宜章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县中大姓,约略言之,黄岑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李、吴、彭、曾为大;章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杨、萧、欧阳、邓、邝、刘、蒋为大;武水流域著姓什数,以黄、李、欧、邓为大。黄沙则黄、李、彭、刘、程、蔡、杜、萧为之魁,笆篱则刘、谭、周、张、陈、曹、范、邓为之雄,栗源则陈、李、胡、姚、王、周为之杰。……城厢著姓,明时盛称卢、廖二氏,有“卢半学,廖半都”之谚。

   全县氏族约分三类:曰官籍,则系其祖曾官于此,或流寓于此,而子孙留住成族者;曰商籍,则多系明初来自江西、福建两省;曰军籍,则以明初峒傜不靖,调茶陵卫官兵戍守三堡,遂成土著。⑦

如果说《宛署杂记》中那段材料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关注金元时期的华北社会,寻找与该地区前后历史的连续性和变动的轨迹,那么《宜章县志》这段材料则告诉我们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研究究竟应该从何入手。一些初学者往往是从理论和概念出发,去寻找某种研究取向和路径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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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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