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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9-07-19 06:35:01
作者: 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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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族群性”或“族群认同”的形成上,上述学者都共享某种对主体性的强调,都对“中心”和“边缘”持一种相对的态度,都赋予族群认同一种变动不居的和多元的特性。另一点共识是,无论是满、蒙这样的北方族群,还是苗、瑶、疍这样的南方族群,其“族群性”的确定或“认同”的形成都是在16-18世纪这个时段产生的,这似乎与“帝制晚期”和“早期现代”这样的分期概念相吻合。不同的是,欧立德、柯娇燕以及苏堂栋试图证明,他们的个案与清朝的满洲特性有直接关系,从而合乎“新清史”的主张,而科大卫、萧凤霞和刘志伟则更多考虑的是明代的制度要素,其中,区域开发与国家户籍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系到前面所述围绕“华琛专号”的争论,这些学者中的确有些更侧重强调族群认同形成的多样性,有些则试图进一步寻找这些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机制。

   因此,对认同的讨论应该置于如何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思考某种认同是否可以构成历史变动(比如多样性差异中的统一性走向)的某种机制,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 祖先移民传说与明代卫所军户制度

  

   由于对“国家认同”的讨论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概念,比如较为侧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成之后的讨论,而传统的国家又与王朝、政权、天下等政治或文化概念纠缠不清,特别是往往存在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所以,在对近代以前的讨论中经常陷于事实与概念无法对应的困境。而所谓“地方认同”一方面牵涉到“地方”的概念,比如是否社区认同或族群认同都属于“地方”认同,另一方面,是否指称“国家”的对应物,因此也会经常引起争论。在本文中,我认为与其纠缠于国家、地方等等具有复杂多样指代的概念上,毋宁采用“地域认同”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指代比较明确的概念,即指人们对生活其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理空间之认同。

   除此考虑之外,地域认同的形成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地方认同的狭隘、稳定的理解,它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认同继续衍化的结果。同时,地域认同又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阶段。因此,当我们讨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的主题时,地域认同应该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着力于发现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中如何产生出某种统一性机制,必先讨论地域认同的形成及其衍化,这便是本文的目的。

   对地域认同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切入点,比如从行政区建置、方言、族群等等入手,而本文只是试图从明清时期的移民传说入手。这里的移民传说,指的是关于移民迁出地的传说,即关于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的传说。我的假设是,关于祖先来历的移民传说的产生和传播,是地域认同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建构的民间基础。

   有关移民传说的研究已有不少,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等,都有较多涉及。(14)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北方许多地区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华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葛藤坑传说、四川移民的湖广麻城孝感乡传说、江西移民的瓦屑坝传说等等,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解释。

   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说的是南宋时宫中的一个妃子得罪了皇帝,从皇宫逃出,逃到南雄珠玑巷。后来风声走漏,朝廷派兵剿灭,这里的人害怕牵连,连夜扶老携幼往南迁移到珠江三角洲,于是这里的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15)刘志伟认为,如果把这个传说认定为史实是不可靠的,但毕竟是重要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对区域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同意科大卫的说法,认为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为了与已经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这个传说的普遍化是在面临入籍困境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与明朝初年广东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的。(16)因此,无论是由于表面上的强调来自中原正统的身份,还是由于背后所反映的对入籍的追求,在刘志伟看来,这一传说都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

   关于客家移民研究,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和《客家源流考》(1950年)实为奠基之作。(17)他采用大量族谱资料,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客家来源于中原,其主要迁移过程从南北朝到晚清共有五次,这也是相当长时间内客家研究界的主流看法。根据陈支平的看法,虽然罗香林当时强调客家与汉人同源的观点,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社会意义,但同样通过对族谱的梳理,特别是对非客家系统的族谱的梳理,及与客家系统之族谱相互比勘,可以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18)在他的研究中,就其中原居地和南迁过程而言,客家人与非客家人没有多大区别。他论证客家人初迁至赣南闽西一带,进而进入粤东北时,所受阻力不大,但向西南方向发展时,就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摩擦。随着冲突的激化,广东南部的本地居民就蔑称这些外来者为“客民”,其时应在16、17世纪之交。(19)

   陈春声对客家的研究也是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为起点的。他发现在韩江流域,以语音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资料,见于雍正《揭阳县志》对清初当地的一次动乱的描述,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客”已成为当地人所接受的方言群体分类。到康熙年间迁界与复界时期,先有沿海讲福佬话的人群进入客家山区,后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迁入平原及沿海,随后便出现宗族大量建设的现象,许多族谱中便出现了祖先自中原迁至宁化石壁,再迁到现居地的故事。直到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和晚清城市的兴起,以及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才造就了“近代种族”意义上的客家。(20)他暗示,在晚明以前,当地是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应该同瑶、畲一样,是居住在南岭山区的土著。

   根据目前的研究,如果说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是本地的一部分土著、或者说是具有弱势群体地位的土著制造的故事,而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大体如此,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则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个传说较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虽然其他省区也有分布,但呈距离中原地区越远越少的面貌,因此并不一定具有强调中原正统身份的动力。其次,这一传说虽或通过口述传统传承,或来自于墓志、墓碑,但也有大量见诸族谱,即与宗族的建构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地方的宗族建构是否像华南一样与定居和赋役完纳有关,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第三,由于这一传说分布相对广泛,并不像“客家”那样是某一特定方言群体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促成的结果。

   此外,在山东地区呈现了祖先移民传说的不同空间分布。这里大量分布着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胶东登、莱一带则多称祖先来自“小云南”,也有部分称来自四川“铁碓臼”,中北部多称祖先来自河北枣强,南部有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东南部有称祖先来自“东海十三家”,等等。

   这种状况似乎可以作为山西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的一个缩影。首先,虽然未必尽如陈春声在前揭文中所言,中国是一个虚拟的“移民社会”,但的确有许多家族的移民历史是伪造的。其区别在于,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多将自己说成来自中原,且历史久远;而腹心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只是讲从甲地到乙地,这些迁出地甚至籍籍无名、难以稽考。其次,在中原社会或者明清帝国的腹心地区,与边陲地区的人群分类不同(其实,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当这些地区未必处于腹心地带时也同样),后者可以根据方言、信仰、生计模式等等分为“化内”的人群与“化外”的人群,或者称为“编户齐民”与“无籍之徒”,也就是“汉”与“夷”之别;但在前者那里,基本不存在这样的区分:(21)大家都是“化内之民”,都是在籍人口,甚至代替方言的官话也很通行,但即便如此,包括这些地区自称为特定族群(如明代的蒙古、回回,清代的旗人等)在内,他们的祖先移民传说是否是另外的历史过程的表征?

   在我对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中,提到民国编纂的河南《获嘉县志》中感慨如今的人都说自己迁自洪洞,却不说自己是土著或明初军士,说明明初卫所制度的设置,对祖先传说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影响。(22)在记述祖先迁移的时代最集中的传说中,明初洪武、永乐这个时间段是最为普遍的,而这正是卫所设置和军人调防最频繁的时期。到宣德、正统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同时由于朝廷的制度做出了调整,卫所军人改为就近赴卫承役,无需长途跋涉,所以,制度所规定的全国普遍流动的移民行为大为减少。

   特别重要的是,明代卫所军户制度不仅制造了原籍军户和在卫军户的分离,从而导致大量原属同一户的人口异地而居,而且,由于补役、袭职,以及此地的军户在彼地屯田,导致两地人口的不断联系。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明代中叶以后许多地方军户家族族谱的编纂和宗族的建构,是为了对付军役而采取的策略。在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祖先移民传说主要记载于族谱与祖先系明初军户亦大量记载于族谱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山东胶东地区的“小云南”传说,主要来自登、莱一带,特别是灵山卫、鳌山卫、海阳所等地,这些地区的族谱多有记载其祖先来自云南乌撒卫;而辽东地区的“山东小云南”传说,则记述其祖先来自山东登、莱,祖籍云南。(23)众所周知,明代辽东地区均为实土卫所,极少州县设置,而山东行都司与辽东都司具有直接的行政关系。如果这类传说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这些传说只是反映了卫所军人不断调防的历史,至于祖先入籍何处则是较难确定的。同样,根据徐斌的研究,鄂东地区的大量族谱均记载其祖先来自“江西瓦屑坝”,是由于元末江西饶州人吴汝及其部将黄荣在鄱阳湖之战中为朱元璋立下大功,后黄荣任黄州卫指挥,麾下军人及其军户便成为这一地区的势族。在明初编户入籍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在建构宗族时附会这批军人的原乡便是可以理解的。(24)在我所见到的四川西昌、宜宾地区的族谱中,称祖先为军户且同时称祖先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说法也很常见。有意思的是,在我所接触的自称祖先为回回的明清族谱中,大多数都有卫所军户的记录。

   当然在族谱中,并不都能发现关于其祖先属于明代军户的记载,比如,自称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代分布极广,需要对各自入籍所在地区的历史分别进行研究,才有可能知道他们各自的真实来历,然后再去研究他们为何都去附会大槐树传说。有学者注意到,在河南的内黄一带,存在“异姓同宗”现象,即现今虽为异姓,但族谱记载原为同宗。一类是由于政治避难,如本为蒙古人,入明后被迫将其五子分别随妻妾改为五姓;或为元官,明初逃入内黄,入赘妇家,四子一女中或从妻姓,或李姓,五世后又或复原姓。另一类为原住民,因元末战乱,一地仅余两姓一男一女,婚后二子各承一姓。第三类为洪洞移民,原为一姓,迁入内黄后其中一人改姓,死后并排立墓,称“双立祖”。(25)虽然族谱或墓碑并未清楚记载其有军户身份,但所说这三类情况,一是都将其事定时于明初,显然与明初编户入籍的执行有关。二是所谓异姓同宗的现象,与后来常见的因某种需要异姓联宗不同,倒非常可能是明初垛集为军、将不同家庭三丁以上者抽一丁合户为一军户的历史记忆。(26)也有可能是因为避役改姓,单立一户。

虽然在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中,与明初卫所军户有关者更为常见,但本文并不是说明初所有的移民都是卫所军户,而是试图证明:第一,祖先移民传说将原乡归结为少数很难理解的小地方(如大槐树、枣林庄、瓦屑坝等)所导致的疑惑,也许与卫所军人的遣戍、调防有关;第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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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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