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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检省-希望-行动

——邓曦泽、孙劲松、梁林军访林安梧先生

更新时间:2019-07-18 12:52:29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按:林安梧先生赴大陆参加了2005年9月9日至12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中秋节的前一天,邓曦泽、孙劲松和梁林军拜访了林老师,并就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儒学复兴、文化复兴等问题请教了林老师。

  

   人物介绍: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邓曦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孙劲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梁林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在访谈中,分别简称:林、邓、孙、梁。括号里的话是整理者补充的。

  

   邓:今天我们几个师兄弟拜访林老师,并就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儒学复兴、文化复兴等问题请教林老师,尤其想向林老师请教有关现代新儒学的某些问题。

  

   林老师您的身份比较特殊。您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无论如何界定新儒家,您都是新儒家的嫡系。就您个人的性情而言,我觉得您是非常坦率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非常直截了当地面对问题。

  

   邓:首先问一个小问题,现代新儒家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开始的?

  

   林:在我的记忆中,林镇国先生翻译过一篇文章,叫做《新儒家及中国当代意义的危机》。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第一次发是在《鹅湖》月刊发的,后来这篇文章也被收入罗义俊先生编的《评新儒家》里面。罗义俊是大陆最早把有关评论新儒家的文章收集成书的。《新儒家及中国当代意义的危机》是放在一本文集里的文章,编者的中文名字叫傅乐诗(Charlotte Furth),这篇文章是张灏写的,中文译本是杨肃献与周阳山编的。这篇文章以汉语出现是在70年代末期,根据该文的界定,当代新儒学指民国以来的新的儒学,强调以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为理论基础),通过人的心性修养,直透人的天理良知,以之作为整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新象征。这样的学问有别于宋明儒家,张颢把他称为当代新儒家。他把宋明的新儒家叫做Neo-Confucianism,把当代新儒家叫做New-Confucianism。从文献上看新儒家这个称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直到罗义俊编辑成书的时候应该是在1988年了。我自己最早关心这个问题是在1980、1981、1982年的时候。我最早写关于评论新儒家的文章是在1982年,文章名为《当代新儒家述评》,在台湾的《中国论坛》上发的,分两期发的。我当时说当代新儒家强调宋明心性之学,如果这条路走得太往内收了,可能导致哲学上的独我论(solipsism)或者无世界论的倾向。我这个提法引起了刘述先先生的意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国论坛》,《中国论坛》把那封信转给了我。他认为心性学不会引起独我论,心性学与独我论无关。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先生,阐明我所说独我论的倾向所指为何。心学作为一门学问跟它作为意识形态不同,独我论是心学作为意识形态往下走的一种倾向,并不是说心学本身是独我论。我可能还保留着那封信。那时我正在军中服预备军官役。我从大学二年级起,开始参与鹅湖,对新儒学展开独立的思考——我喜欢思考。我在《鹅湖》今年的六月号上有篇文章提到《新儒学、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近十年来的一个反思》,其中还溯及到了二十多年的往事。

  

   邓:现代新儒家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通常认为,建国以后,新儒家的支脉就移到了海外,主要在港台。那幺,这种把某个人物纳入新儒家的判教标准究竟是什幺?最近方克立说大陆也有新儒家了,把陈明、蒋庆等纳入新儒家,并把他们看作第四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我听到这个说法就很纳闷。陈明、蒋庆与我们通常说的第一、二、三代新儒家几乎没有任何师承关系,而且二人对新儒家的思路持有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陈明批评新儒家以及“中国哲学”“汉话胡说”,蒋庆批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变相西化”。因此,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陈明、蒋庆等第四代新儒家如何与前代尤其是第三代新儒家接上了轨?我不是反对把陈明、蒋庆等归入新儒家,而是说这种判教体系应该是有标准的。判断现代新儒家的标准是什幺?

  

   林:以张灏先生那篇文章来看,主要涉及到的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没有冯友兰。其实是因为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署了一篇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篇长文后来收在唐君毅先生《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之中。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告诉全世界,你们理解的中国文化是些什幺?当时的许多汉学家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博物馆般的文物,作为外在的客观对象去理解,认为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是已经死亡了。唐牟诸位先生就要告诉世界,中国文化是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它是活的东西。既然是活的,我们就要研究活的东西。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是什幺样的方法?不能是考古的方法,不能当成死物,而应该带有同情的理解的方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过这个事情,这个文章大约是在80年代末期写的,反省1958年的宣言。当时是以此文参加张君劢先生的百岁诞辰学术会议。那篇文章是当代新儒家的决定性的文献,以那篇文章看,狭义的新儒家就是唐、牟、徐、张。为什幺没有钱宾四?钱宾四对中国历史、政治的理解跟他们不同,他认为中国的专制政治并不是专制得那幺坏。中国的专制政治也有它一定的体制、一定的道理、一定的功业。中国的专制也有问题,但既不是张君劢所指的那样,也不是徐复观所指的那样,也不是牟宗三所指的那样。牟先生喜欢说的是政道与治道的区分。政道与治道的区分,张君劢这幺说,徐复观大概也这幺说。但是依照钱宾四的看法,中国当然也有政道,不是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这里就是彼此的意见不同。并且还有个人恩怨的因素,跟学术无关,先拿旁边去。

  

   如果以这四个人来讲,往前追溯他们的师承,把相关的拉在一块儿,那就只有熊十力,加上梁漱溟、马一浮。直接相关的是熊十力,因为熊十力是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共同认定的老师。而熊十力跟马一浮是讲友、是很好的朋友,跟梁漱溟是朋友。三人当时互通声讯,都强调书院讲学的重要性。从这个观点看当代新儒家,我觉得是很清楚的。第一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基本上是在大陆,但第二代到了港台,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张君劢因为年纪大一些,有点人把他往前数,但基本上属于第二代。第三代主要是唐、牟、徐的弟子,大部分在香港、台湾。新儒家蔚为大观,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牟先生的学生们的继续发展。继续发展分海内和海外的发展。我说的海内把海峡两岸都称为海内。海外的发展指美国。海外的发展基本上是杜维明先生的发展。杜维明先生的很大贡献是把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传到了整个世界,而且他的职务——哈佛燕京社社长——也是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最好的窗口。他在波士顿有一群谈友,称为“波士顿儒家”,是一小群学者。

  

   海内的发展其实是因为牟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当教授,我们这个地方是生长新儒家很多的地方,台湾师范大学是很有师承的地方。但台湾师范大学最重要的学派不是新儒学学派。台湾师范大学在国学上基本上是章、黄学派,以章太炎、黄侃传下来的考据学派非常盛行。牟先生当时在那里教书也是非常受排挤的。他在那里教了六年之久。当时东海大学招聘,牟先生去了东海大学,徐复观也去了。而杜维明是因为在建国中学受了牟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的一位学生周文杰的影响,因此他本来能考台大没考台大(按:指台湾大学),考了东海大学外文系。后来徐复观先生要他转到中文系,后来去了美国。

  

   以我个人来讲,我在台中一中受蔡仁厚先生的夫人杨德英老师影响,听她讲中国文化教材,讲《论语》,受到感动,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化的道路。中国文化的弘扬,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牟先生他们的生命是很有感染力的。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1975年,《鹅湖》月刊创刊,到今年整整三十年。《鹅湖》创刊之前,其实,师大国文系有一群学生对思想、对哲学格外有兴趣。他们读什幺书呢?读熊十力的《读经示要》、《新唯识论》、《原儒》,也读马一浮的书,但主要读熊十力的书,读牟宗三的书。影响最大的是牟先生、唐先生的书。后来牟先生从东海大学到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起先唐先生跟钱宾四他们一起办了新亚书院。牟先生是后来才参加的。1975年,《鹅湖》月刊创刊。我当时才大一,我不是创刊者,我是第一代的参与者。新儒学就是这样慢慢出来的。

  

   大陆是因为局势慢慢变化,大概1980年代初,1985年前后,思想慢慢松动,开始重视当代思想的研究,而对于所谓海外的新儒家也重视到了,(把对新儒家的研究)作为一个国家课题,把涉及到儒家研究的人统统放到当代儒家或者现代新儒家,所以边界就扩大了很多,把冯友兰、贺麟也放入了新儒家。按照狭义的新儒家,肯定不会把冯友兰、贺麟列为新儒家。那个课题连续做了二十来年,这样做下来,范围就扩大了。同时,官方也重新开始肯定儒家文化。

  

   新儒家是强调心性学的,因此对唯物主义有所批评。但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共同的爱,也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我们这个族群的重要,因此需要大家携手合作、去异求同,基本上有一些敏感的话题就不谈了。譬如牟先生、徐先生、唐先生当然都在那个年代都写过反共的文字,而且都很厉害,中国大陆的学者也知道。但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将来,这些东西要懂得调理,都得暂时放弃。至于蒋庆、陈明等等他们对儒学的确有很强的承诺、承担,也就是要以儒学作为安身立命之道。特别是蒋庆,他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随着中国的发展,思想的松动,他们开始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慢慢生根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是很有趣的。

  

   所以你说边界在哪,边界还不清楚。往往一个学术在发展中边界没有那幺清楚,往往发展已经结束了,下一代人才对之总结。但是,狭义的新儒家是很清楚的,第一代就是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人也是三个不同的典型。第二代是唐、牟、徐。第三代其实就是以蔡仁厚、杜维明、戴琏璋、王邦雄、曾昭旭,再多数一点就数到杨祖汉、我。也有人把蔡仁厚先生那里挂一代,我们就变成了第四代,所以第三代、第四代就看怎幺数。大陆学者主要把我们数为第三代。我觉得第几代无所谓,只是为了方便而已。我个人的看法,我把自己视为后新儒家哲学的开启者,也可以放在狭义的新儒家的第三代。广义的就很难说。你说冯友兰算不算新儒家?如果钱宾四都不是,冯友兰怎幺是?我认为这种争议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孙:我就顺着刚才的说。大陆学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把研究儒家的都当作儒家。研究儒家和儒家是两个很不同的概念。就整个研究方法,冯友兰的方法一直不停的变换着。你看他在《三松堂自述》里面,通过西方哲学得出一个抽象的共相的方法,到后来转入马克思主义,以这个方法作为评价儒家的标准。因此他只是一个儒家研究者,而不是儒者。

  

   林:在这个地方,我个人是愿意采取比较宽的看法。因为整个中国经历了一百年沧桑,陷在意识形态的混乱的斗争中。好不容易我们随着改革开放,能够跨过意识形态的混乱斗争,有一个好好的发展。回过头去,容易发生纷争,甚至有人借此带有算帐式的东西,产生不必要的歧异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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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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