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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毅: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

更新时间:2019-07-17 09:29:04
作者: 马俊毅  

  

   摘要:比较政治学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政治话语作为研究起点,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难以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凸显其主体性和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比较政治学界的研究正在悄然从研究民主化到国家建构的转变。国家建构理论为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提供富有解释力的视角。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核心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应从坚持政治道路的民族主体性,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发展为中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多个维度深化与发展中国国家建构理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中国道路;国家建构;比较政治学;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现代化

  

一 引言

  

   现有的政治学理论能否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说中国政治道路成功的内在逻辑、价值和经验能否成为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是新时代交给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 中国国家发展在实践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使得构建以中国道路为研究内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既具有可行性又十分紧迫。“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 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探索中国理论是提升中国政治道路的理论自信、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由于目前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足够完整的框架可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目标的全面性,因而也没有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艰巨性。因此,中国政治道路经常遭受指责或攻击,无论是西方势力误解还是“故意歪曲”,都反映出需要加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目前学界已对中国的政治道路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但还需要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更全面深入进行总结,以探究中国政治道路的内在逻辑,将中国政治道路的理论、话语、价值置于现代政治文明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的视野下进行通约性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或概念,其既能高度总结中国政治道路的形成逻辑和国家治理的经验,同时又易于与既有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衔接。经过长期的思考,笔者认为国家建构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分析中国国家建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

  

二  国家建构视野下中国政治道路的内在逻辑


   笔者以为,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汲取传统政治理论资源、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等,通过政治动员、政党建设、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实践取得。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历史过程可以说是围绕国家建构进行的,中国政治道路的成功就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成功。

  

   2. 1 国家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方面,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一直被讨论,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事件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3] ,西方社会出现了中国也将走向西方民主化道路的“预测”。然而,近年来西方式民主在中亚、中东并没落地生根,反而引发了地区动荡,西方国家本身也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在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中继续取得骄人的成就。这一始料未及的“反转”使得福山反思其将民主化作为比较政治核心理论范式的研究,转而专注于国家建构。他认为国家建构的成功是一个国家发展成功的关键,从而将国家建构置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福山注意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制度主义开始复兴,“这种学派不再把国家看作是各种社会压力的一个被动目标,而是看作一个能够主动地积极影响后果的事务”[4]。福山进而提出,“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创造一套日益复杂且范围广泛的国家机构以促进集体行动或平息社会冲突”[4],即政治发展涵盖民主发展且比民主发展涵义更为广泛。在福山看来,国家建构更为重要,“在你能够有民主之前,你必须先有国家:国家建设的行动只是部分地与促进民主相重叠”[5] 。换言之,政治发展的内涵远比促进政治民主宽泛,它涉及诸如国家构建和创设有效的国家机构等内容。有学者认为,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至少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指出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指出民主制度建设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6]。

  

   国家建构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组建治理机构、发展经济,并有效地进行治理的能力。衡量国家建构的指标有很多,综合起来,对外是国家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成为有效的行为体;对内是在国土空间上进行有效治理,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国家建构是所有现代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而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家建构包含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基因,从关键历史节点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崭新之门”。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中国国家建构的目标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 2 中国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建构与世界其他国家既具有通约性,也有自身的特色。虽然学界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具有完备的国家机构,例如科层制、选贤任能的政府机构、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机构等。但无论是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还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在环境治理、恐怖主义、国家安全、社会矛盾、贫困、信仰危机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来看,当下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国家建构“仍然在路上”。国际上一些被视为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也开始出现诸如大国干预、治理失败、国家经济政策失败、寡头政治、金融垄断、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造成的国家建构危机。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一,文明型国家建构逻辑。张维为创造性地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深入剖析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也是一个延绵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国家的独特性,这包括它独特的制度、模式、理念[7]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体系,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国家建构必须与既有的文明建立足够的联系。文明型国家的建构逻辑强调当代中国政治汲取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智慧。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民贵君轻”“仁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政治思想;在几千年国家发展过程构建选贤任能的机制成为当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基础;中国儒家文化“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怀等是当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有助于促进人民团结、社会团结、民族团结。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孔子学院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文明包容互鉴的讲话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都体现了中国继承文明型国家传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其二,现代国家建构逻辑。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核心内容体现为从王权到民权,从君主专治到法治,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同时,中国国家建构包括依法治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领土、边疆、国防的巩固,国民现代教育体系、官方语言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现代化与创造性转化,等等。所有现代国家必备的属性与特征都在中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单”中。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族精神都需要在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与重构。

  

   其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建构。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逻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改造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国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西气东送”“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体现出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产生社会的严重分化问题,而是始终保持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逻辑,在思想领域坚持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和相互认同的“话语”,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始终是中国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其四,超大型多民族国家建构逻辑。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目前政治学界还没有论著将其与整个国家建构的逻辑进行贯通性的论述,这使得民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广阔,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加起来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半数以上,陆地边境线绝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近现代以来,各族人民在革命中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了一些被企图侵占的领土,平息了少数人鼓动少数民族脱离祖国的动乱。中国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纳入制度建构,相对曾以个体权利单项演进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造成的民族权利的制度困境”[8]体现出政治优势。中国“以阶级解放与民族平等”构建了政治共同体[9]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其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逻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与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百年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逻辑具体体现为,一是在政党 - 国家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和变革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充当了“启蒙”和“唤醒”国民、推动现代政治进程的工具,并由此获得了统摄、规划和引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地位[9]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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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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