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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

更新时间:2019-07-17 09:21:26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那么,是否取材多样化,搜罗详尽,甚至大量使用档案、日记、书信等新材料,作为长编就算是合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数资料性长编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是仅仅将各类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堆砌,既没有比较鉴别,也没有选择取舍,材料与材料、材料与事实之间,缺乏必要的梳理整饬,显现不出内在联系。这样的长编,如果材料收集比较充分完整,还有其价值,如果仅仅排列了常见材料,等于是归类存放了一堆未经加工的原料,作为学术著作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像《梁启超年谱长编》那样以某一类型的特殊资料为主,如果没有对文本比较鉴别的流程,也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影响历史的认识。根据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撰“程序及依据情况”为信札约六千通,绝大部分为副本,另有电报手稿,其他笔记类材料,亦皆抄本。这批原料在抄录过程中已存在一些错漏字句。根据上述资料加上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他人发表过的文章和有关事实的陈述,编成一套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装订为22册,基本按年排列,中加简单说明联系的文句。这份资料有墨笔钞本一部以及据此晒兰印成二部,篇幅内容约多于后来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百分之三十。誊写抄录过程中,又出现部分错漏字句,似较原料副本更多。根据22册本编撰的长编稿本,分量约前者的十分之七,墨笔钞成。编钞过程中改正了部分错字,可能又产生了一些错字。根据上述稿本用蜡纸刻印现在流行的12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陈垣年谱长编与此类似。陈福康认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属手中保存的谱主书简,这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很有用;但此谱最大的缺陷(初稿),刻印过程中又产生许多错漏字,其数量可能较前三次更多。这些错漏,有的仅仅是字句,有的则错置了时间或收发信人,很容易导致对史实的误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注释《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过程中,订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近年来相关研究者也陆续发现并考订更正了一些错误,但是仍残余一些错漏。重要原因,一是许多信件只有抄本,没有原本进行校勘,二是部分有原稿的信札,也散佚不见。要完全依靠本校、理校的办法逐一发现并予以订正,难度太大。目前只能随着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陆续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12册油印本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和上海后来编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年谱长编》以此为本),是在22册本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此过程中,曾经分由梁启超的同门及亲友签注,根据签注的意见,删去了一些重要的信件或是信件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庚子前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党的联系,以及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等。上海版保留了部分签注的痕迹,但是很难看出有意隐藏的部分。22册本已于2015年11月由中华书局分订16册影印出版,初步比较,应是签注之前的完整资料汇编,研究者可以仔细比对,进一步坐实删削的部分、程度等整体情况。

  

   除了资料长编,一般而言,长编对于资料倒是有所比勘验证,剪裁取舍,只是完全局限于谱主本人的言论行事,等于是年谱的简单放大,形同谱主的言行录。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般编撰年谱的常规套路,可是既然要扩充为长编,如果仍然囿于谱主的言论行事,其繁就难免画蛇添足之讥。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始终处于时代中心位置,其亲身经历牵涉多方面人事,仅仅搜集谱主一方的材料,记录谱主的言行,无形中以谱主所记之事即为事实,甚至演变为以谱主之是非为是非。须知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都有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因缘考量,如果不能前后左右上下看,顶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以直接材料众多而影响极大的《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为例,两位谱主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极为突出,个人的日记、书信、档案又极多,而且资料屡经学人接力式的搜集整理,研究也相当广泛地持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编撰或修订(胡适年谱长编的编撰起步较早,且为编者一人之力)年谱长编,视野应当更为开阔。或许是因为拘泥于年谱的体例,加上谱主的各种直接材料已经数量繁多,编撰者尽可能采纳,反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资料的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

  

   由此产生的偏蔽就是,只见谱主单方面单向度的言行,既不能查知谱主的言行缘何而来,指向何在,更无法了解其言行得到何种反应,引发了什么变化,以及由所有相关当事人的言行组合而成的事情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此一来,难免导致以谱主的是非为是非的印象。如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胡适、傅斯年以及蒋梦麟等人与林损、马裕藻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占据主导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说法,与兼顾各方比较而来的实情,差距相当大。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卓有成效,中共的军事将领还出席过蒋介石主持的一些军事会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与之相关的会上会下的活动,在蒋的长编中很少有所反映。尽管长编要以谱主为中心,可是如果变成谱主的自说自话,多少也会失色。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6](P7)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胡适自己身上。胡适和蒋介石都写日记,而且写得很详细。至于如何看待两人的日记以及如何利用两人的日记做研究,见仁见智。胡适写日记学李慈铭,蒋介石学曾文正,都有留作史料的用意,疑其凡事假惺惺,的确过甚其词,但是照单全收,奉为信史,也未免简单化。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同样如此。不能因为记录了一些看似见不得人的事实,就以为所记全都是事实,更不能拿着日记当尺度准绳,凡事只要本人的日记未记,就断言子虚乌有。有时本人不记,正是需要搜集证据、反复琢磨讲究之处。

  

   有些重要事情,或许当事人当时没有预料到后来影响至关重要,所以直接材料中没有记录,必须由相关资料予以佐证。如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大学的党部。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局)分局、各区党委“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7](P256)。国共两党的举措正相反对,中共成功开辟了第二战线,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8][9](P1-27)。蒋介石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实行宪政,背后另有隐情,其中之一便是试图遏制党内派系恶斗。可是在蒋的各类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记录,而顾颉刚日记恰好有所记载。1945年4月11日,他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10](P440)。另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应该如何表述,直接认定为不抵抗,在相关文件中找不到依据,可是要说抵抗,也与事实不符。况且作为他指的不抵抗并非后来强加“,一·二八”事变后,有人就抨击不抵抗主义,并指名道姓称:“蒋介石、汪精卫所作所为在过去事实的表现,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11](P8-11)尽可能延缓与日本的正面冲突,以便争取时间做好准备,是国民政府和一些知识精英鉴于近代以来战与和得失做出的战略判断,自有其理据,可是在日本的步步紧逼面前,一味持重、忍让,反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国土沦陷和主权丧失,陷入被动,势必引发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完全按照蒋介石的自述,无视社会各方的观感,很难恰当呈现其言行的历史地位。

  

   由此可见,长编的编者在增加篇幅的同时,并没有发现和把握与年谱等一般编年体裁究竟有何不同,只是简单地进行材料扩张的工作。这样的繁虽然未必就是不能允许之失,但是长编应有或潜在的价值的确未能充分发掘发挥。其结果长编既不是作为删繁就简的初稿,又不能显示独立存在的意义,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众多学人不约而同地采用长编的体裁作为独立著述的形式,反映了学人尤其是研治近代史者解决资料繁多与叙述简要两难的迫切需求,可是不能得法,非但未能显示增加篇幅的意义,反而授人以不知本义别有所图的口实。如何才能充分发掘长编的功能,使之不仅起到一般编年体的作用,而且能够脱离初稿的局限,进一步发挥潜在价值,真正摆脱附庸的尴尬,破茧而出,蜕变成为一种适应材料极大丰富的研究领域的变相新体,应该引起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方法的讲究与应用的合理方面,应当更多地借助于中古研究大家的成熟经验。而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各种论述,最值得认真揣摩取鉴。

  

二、近代学人的编年体观及其应用


   今人所认为的近代或现代,大体是指晚清民国时期,而在当时,因为时间相近,学人很少选取这一时段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近现代进入学人的眼界,起初主要还是出于学术以外的目的,例如优先政治考量的中国近代史,即具有相当程度的宣传功能以及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在观念、取材、叙事、说理等方面,自然不像研究古代那样旨在求真。不过,在当时趋新学人看来,也就少了旧史学的种种束缚。其他不论,关于体裁,主张改造旧史的梁启超就认为,旧史之体,或为纪传,或为编年,虽非尽属陈腐,而不尽适用于新史[12](P27-36)。也就是说,破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不仅内容必须脱胎换骨,形式也要改头换面,包括编年体在内的传统史书体裁,不能很好地表现新史学的内容。尽管近代学人一般并未明指章节体就是新史学的适当体裁,可是近代以来史学论著主要或普遍的形式就是章节体却是不争的事实。

  

   后起的近现代史研究的确较少传统的负累,梁启超所宣称的旧史之体,在开创期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遗留可以承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固有史学及其体裁对于近现代史研究没有影响。按照金毓黻的叙述,中国传统史学各种体裁大体成熟于唐宋尤其是宋代。而对于宋代史学,陈寅恪、傅斯年、蒙文通等人极为推崇。整理国故之际,新锐学人大都标举清代学人治学近于科学方法,陈寅恪则认为“: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推许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3](P269-270),仍以宋代史学为标的。

  

同时代学人当中,傅斯年对于宋代史学以及宋代学术文化整体的观点与陈寅恪较为近似。留学归国之后,傅斯年一改从前在历代学问中以清代为最佳的看法,认为宋代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14](P4)。将以《通鉴考异》等书为代表的宋代史学与20世纪欧洲的新史学相提并论,评价可谓高矣。如果说宋代为中国历代史学的高峰,且具有新史学的特质,则对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的主张,以及指编年为旧史之体应当改造的说法几乎是釜底抽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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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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