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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7:47
作者: 范金民  

   内容提要:明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仕途辉煌,在决策和执政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朝廷安危、国家治乱、民族兴亡之际,力挽狂澜砥柱中流者有之,识大局持大体者有之,奔走呼号于残山剩水者有之,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江南进士居乡则大多滥用特权,干预行政,把持乡里,鱼肉百姓,侵吞小民财产,追求荒淫糜烂生活,加速了地方政权的溃烂,江南进士也以其博学多闻和经济实力,从事文化、学术和艺术创作,成为丰富灿烂的江南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杰出贡献者,使得富庶的江南充满着人文气息。

  

  

   明代江南进士以其数量多、名次前、仕宦显而成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竞视巍科乃我家故物”〔1〕,这种天下独盛的壮观,这种志在必得的自期,明清以来一直倍受人们瞩目。然而单论其某一层次如状元者有之,某一方面如史学、如戏剧者有之,某一些人物如焦竑、徐阶者有之,但将江南进士这一突出的地域人文现象作总体考察者,似乎尚不多见。笔者曾经撰文探讨过明代江南进士辈出的盛况及其原因〔2〕,现在再拟考察江南进士的主要作为,以赋予其适当的历史地位。

   林深鸟杂。江南进士彬彬可观,作为大小,人品高下,自是鱼龙混杂;即使同一个人,政绩与人望,学问与操行,在任与致仕,早岁与晚年,也可能判若两人,自难一概而论。要对每一个江南进士作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笔者只求对他们在科第人仕直至致仕后的主要作为能够在总体上予以把握。

  

  

  

   在明代,进士是步人仕途最为重要的阶梯,一旦高中,便声名鹊起,安享尊荣,成为统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仕途基点高,不少人因此而荣登宰辅要位,所谓“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3〕,“进而卿贰,又进而公孤,率由进士始”〔4〕。明代江南的3800余位进士,文献载明任职情形的至少有3400余位,占总数的90%。如果以其最后官职为准,分为京卿与地方官两类,则前者为1600余人,占48%,后者近1800人,占52%,大体持平〔5〕。也就是说,明代江南进士布列朝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分布是较为均衡的,其中位至宰辅、六部长贰、台谏高官的京中大老约占23%;位至督抚、布按二司及其主要僚属的地方中高级官员约占30%,说明江南进士的仕途是辉煌的,在中央和地方,不但人数多,而且品阶高,发挥着较为突出的作用。尤其是执掌朝政的大学士,由江南进士出任者多达31人,在明朝政坛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六部尚书,江南进士出身者更多达百余人,风宪官直接关系到吏治,江南进土任职台谏者多达400余人。很明显,明朝政治的清明或窳败,甚至明朝的兴衰隆替,都与江南进士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成弘时的常熟举人桑悦说进士登第“不过借其门而出以为行道”〔6〕嘉靖时的苏州举人黄省曾说“书生惟籍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既入仕,又“莫不以仕为贾”〔7〕。万历时进士出身的陈邦瞻说当时人读书“皆以博科第、肥妻子而已”〔8〕。这些看法从根本上指出了科举考试的弊端和应试入仕者普遍的功利动机。但平心而论,明代江南进士入仕后身系朝廷国家,心念黎民百姓,建功立业者也有不少。有功于社稷,最著者莫过于景泰时的钱塘人于谦。当英宗当了俘虏,社稷存亡之秋,于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如中流砥柱,撑持危局,化解了明朝统治的第一次危机。《明史》颂扬他“与日月争光”〔9〕,于谦是当之无愧的。明代江南进士位至首辅,施政可以称道者莫过于弘治时的宜兴人徐溥和嘉靖后期的华亭人徐阶。徐溥任相十余年,“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溥一以安靖,调和中外,海内宁平,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贤,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10〕。一时众正盈朝,被人誉为明代相业最为“博大”,相业为第一者〔11〕。徐阶任相15年,承严嵩政以贿成、狼吞虎噬之后,昭告天下,“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在任之日,与吏部尚书常熟进士严讷一起,省减缇骑,清理诏狱,保全善类,节制糜费,匡救时政,卓然称名相〔12〕。明代江南进士体现群体力量、影响士习民风最著者莫过于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并不是地域集团,但江南进士最多〔13〕。东林党人同任何政治派别一样,良莠不齐,周延儒、吴昌时辈更令人切齿痛恨,但从总体上说,东林党人较之同时期的浙党、宣党、齐党、阉党,思想要开明,见解要高明,节操要可贵,也比较得民心。特别是顾宪成兄弟、高攀龙、安希范、李应升、周顺昌等早期东林党人的领袖和骨干,关心国事、立足经世、体恤民艰的言行,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节概,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在残山剩水间苦苦撑持南明政局的也多是东林余脉,虽未成功,但瞿式耜、堵胤锡等人的民族爱国正气总是值得颂扬的。这种关心国家兴亡,寄身民族安危的激烈壮怀,在清朝的江南进士群中几乎再也看不到了〔14〕。其他如南京吏部尚书昆山朱希周之不徇执政私情,太仓毛澄之澹泊禄位坚辞吏部尚书要位,御史上海人王沂之刚直不阿,吏部侍郎松江张悦之端重严毅,左都御史乌程张永明之弹劾不避权贵,大学士太仓王锡爵之持身廉洁、嫉恶如仇,工部尚书乌程潘季驯之治理黄河,大学土上海徐光启之笃好经济、热心科技,编集《农政全书》等,都是江南进士中的佼佼者,显示了江南籍朝中官员对国家的贡献。至于巴结严嵩、日进长生药的无锡顾可学,成为魏忠贤“门生宰相”的昆山顾秉谦,忝列“十狗”之首,号为“煨蹄总宪”的金坛应秋,助纣为虐、祸国殃民,边警日急而未建一策,“日与善类为仇”的乌程温体仁辈,无疑是江南进士中的败类,士林的耻辱,又另当别论。

   江南进士履职地方者,虽不乏“敏于政事”、所在著称”的嘉兴项忠,“动中事机”的长洲韩雍,“清亮端介”的归安蒋瑶,“务持大体”的仁和胡世宁,勤政爱民的仁和钟化民等,但似乎始终未见筹划地方经久之策、厘定地方财政措制如周忱和勇于搏强豪强、平反冤狱如海瑞式的人物,也殊少力行赋税制度改革如王仪、欧阳铎、庞尚鹏式的人物。看来,相对于他们端居庙堂,秉持朝政,居中调停,江南进士践土亲民、造福一方却要逊色得多。这一点,清代江南进士更加突出。

  

  

  

   江南进士出身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繁庶之区,入仕和卸任后,往往置“罕言利”的先圣教训而不顾,无视(四品官)不得经商的祖训,经之营之,与民争利,甚者重利盘剥,吸民脂膏。经营谋利,构成明代江南进士活动的重要内容。何良俊说。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无积聚”,到正德问“诸公兢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并说,“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15〕。黄省曾则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16〕。实际上整个江南都是如此。如无锡秦耀,官至湖广巡抚,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17〕。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除广有田产外,还有“质舍百余处”,文史大家王世贞,开有众多典铺,在取利平常的年头,每年典利也多达30万两〔18〕,都是典型的大官商。

   难得的是,江南缙绅在经营牟利、捉笔乱写颂谀商家文字获取丰厚润笔费的同时,也表露下了不少正确认识商业和肯定商人作用的思想,商人的豪言壮语大多也是借他们之口说出来的。归有光、顾宪成、高攀龙、申时行、钱谦益、陈继儒等达官显要,都曾肯定过商人的重要作用,有的还为商人争取过好处。

   江南仕宦的商业活动,既扰乱了商品流通的秩序,也扩大了商品流通的总体规模,客观上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江南士人之所以较有经济头脑,经济思想较为进步,与他们在商业大潮中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

   明代江南进士致仕乡居时,虽然也有人约束检点,自重自爱,但绝大部分人,特别是嘉隆以后的江南士大夫,则是暴横霸道,为害一方。原来抗州人自诩,“仕者咸以清慎相饬励,多无田园宅第”,“士夫居乡者,往往以名节自励”,可万历时府志的编纂者陈善颇不以为然,说,“今士大夫居乡者,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其片言,或垄断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枯,侵官浸讼,纳赂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入,剥众肥家,岂其微哉”〔19〕。明清时人论到江南缙绅,几乎众口一词,深恶痛绝,顾炎武将其列为天下病民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人,清人慨而言之,“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林,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总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20〕,江南缙绅居乡行径,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请托干谒,干预地方行政,时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张汉儒就曾疏参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畏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劣迹多达58款〔21〕。言虽不无过激之处,所论却多系事实,所以刘宗周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绅衿孝廉把持,无一时无绅衿孝廉把持,有司惟力是视”〔22〕。顾公燮甚至认为,明季江南乡绅“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23〕视公堂如私室,乡绅势焰可想而知。因此,所谓士论民心,实皆士论而已,乡绅视见而已,明后期的江南地方政治,一定程度上是操在这些有财有势的乡绅之手的。

   二是侵夺小民田产。江南缙绅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万历中期,常热县令谭嗣昌的评价是:“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投,贻累闾里。”〔24〕清常州人赵翼说,明代“乡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拆也”〔25〕。如富阳俞克明,“既宦而贪,家有田,与分塍相连,每岁令人侵其畔,乡民苦之”〔26〕。如常熟徐凤竹,官至工部尚书,其孙荫为部郎,“居乡恣横不法甚”,被县官逮治〔27〕。如淮扬巡扶太仓凌云翼,“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28〕。如无锡俞宪,仕至按察使,居乡“抉取民膏甚厚”〔29〕。较之那些势力更为显赫的缙绅的巧取豪夺,这些都不过是小意思。如徐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30〕。如董其昌,三个儿子。“素不加检束,而仲尤甚。有干仆陈明父子,更倚势煽虐,乡里侧目久矣”〔31〕。如苏州徐廷禄,“其所任用家僮,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32〕。如御史钱岱,有人形容他“日管一事”,“月杀一人”〔33〕。更有甚者,无锡秦梁之子秦灯,与太仓王世贞之于王士骕,华亭乔敬懋之子乔相,自负贵介,挖空心思,诈人钱财,“或与百金,或数十金,不则目慑之曰: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笔剿汝矣”〔34〕。这批恶少,凶神恶煞,实乃社会黑势力。缙绅侵夺田产最常见的手法是逼迫或勒令小民投献,有的投献虽然出于自愿,但都是缙绅豪横欺隐的结果,徐阶、董其昌、董份、申时行等缙绅占有的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小民那儿劫夺过去的。

三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有材料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而砖瓦亦取给于役。一日有佣后到,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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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集刊》 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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