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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西方理论在中国:创造性接受与建构

更新时间:2019-07-16 15:02:07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需要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值得肯定的是, 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并不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更多的是出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需要而对西方文论加以甄别和选择的结果, 即“以西方之话语, 议中国之问题”。但是仅仅将西方文论当作知识对象显然不能满足中国当下的需要, 于是便出现了将其当作研究方法来对待, 并且将其当作理论他者来研究。他最终肯定的是一种理论镜像, 也即刘康所认为的应该取代“世界与中国”这一二元对立结构, 代之以“世界的中国”这一立足点。按照这种方法, 中国不是站在世界之外, 而是在世界中, 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问题也自然是世界的问题。同理, 世界的理论也可以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和解决。这显然较之以往的中西二元对立是一个进步。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中国的人文学术也要走向世界, 殊不知我们自己就置身于世界之中, 只是没有引起世界主流学界的关注, 因此我们所说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走向西方——现在世界的中心。我认为, 我们中国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建构至少可以消解单一的中心, 为一个多元的人文学术中心的形成铺平道路。

  

   李辉的文章别出心裁, 用了“穿越”一词, 认为之所以使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在中国的“穿越”, 而放弃“传播”或“旅行”, 就在于“理论穿越”能更好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在中国的时空跨越、内涵置换、改头换面、宏大追求以及在新技术浪潮中的齐头并进, 乃至最终与世界文化产业理论融为一体。也即“穿越”带有更强的主体接受和建构意识。他指出, 在西语的语境中, “CultureIndustry”译成汉语分别为“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 但这其中也带有中国学者的取舍和建构。面对“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学者们必须做出选择。于是他通过比较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两种观点, 提出了自己的取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以偏概全、罔顾历史以及蕴含的精英主义与中国的当下相去甚远, 因而在中国仅引起小众的关注。而日下公人所倡导的文化产业正在中国大陆上如火如荼, 蒸蒸日上, 引起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的兴趣。而学者们厚“文化产业”, 薄“文化工业”也就不足为奇。确实, 如他所说, 中国学界引进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理论, 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也即一切为我所用。

  

   显然, 从这组文章的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来看, 他们确实已经走向了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理论前沿, 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跟踪十分及时, 几乎达到了同步的境地。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我们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学术在西方的被关注度如何呢?二十多年前,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叹道:“今天的中国, 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 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 毫无所追, 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 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 连鲁迅都不知道。”我开始觉得他这话是否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几年前我有幸在他的母校哥廷根大学讲学三个月时才切身地感受到情况确实如此。季羡林这位在中国当代学界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师和外国文学学者竟也和鲁迅一样在国外受到冷遇, 即使在他的母校哥廷根也只有少数人因为有幸读了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的德文译本后才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 而他的《糖史》等体现他深厚学术造诣的许多著作却至今却连英译本和德译本都没有, 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学者的著述了。所以, 我本人现在发奋用英文著述, 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并在一些西方主流人文学术刊物上编辑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主题专辑, 借以发表更多中国学者的论文。虽然我的这一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但是仅仅靠我和刘康这些年过花甲的学者去用英文著述显然是不够的, 对此, 我更对这批有着理论建构意识且锐意创新的中青年学者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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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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