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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更新时间:2019-07-15 21:31:48
作者: 赵全胜  

  

   敌友关系,或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换在大国博弈中是经常发生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关系转换的原因做一个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的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对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也称亚太三雄)进行分析。虽然论述的重点是从学理和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今天亚太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一.敌友关系的转换与平衡者的重要性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1]”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只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五种变量。例如国家利益,势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而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丘吉尔的这句经典之言。把国家利益当做最重要的分析角度。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因素是可有可无的,只不过他们不作为重点而作分析。亚太三雄的敌友关系的转换在过去两百年中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

  

国家利益


   第一个因素就是丘吉尔所提到的国家利益。[2]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一个优先顺位,而这个顺位一旦改变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先以中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二十几年(1949-1976)可以被称为“毛时代”。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对“毛时代”进行概括,这个词应该是“革命”。革命在对内政策上是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在对外政策上是支持世界革命。当时的外交政策以毛的“三个世界理论”为纲领。中国非常依赖所谓的“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中国自己也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则被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国家,在外交上与其对抗。然而,作为第二世界的西欧和日本则是中国外交上争取的对象。1978年邓小平出山,中国外交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现代化。这个从革命到现代化的优先顺位上的转变给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代化在内政上体现出来是经济改革和实行市场,外交上就是开放,以引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这样的战略使中国外交政策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不仅包括西欧国家,还包括了中国的宿敌:美国和日本。

  

   同时,这样的国家利益的优先顺位的变动造成国家战略方针的转换也在日本近代历史显现了出来。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与“脱亚入欧”的口号开始,日本从相对闭关锁国的东亚国家成长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殖民路线和军国主义路线。[3] 但在日本1945年战败后,基于盟军占领,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两极对峙等种种现实原因,代表着去军事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吉田路线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发展方针成为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虽然美国在这个阶段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对其国家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造成了日本战后独特的外交方针以及其敌友关系的新框架。[4]

  

实力变化


实力变化造成大国之间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转换,在这方面,西方最流行的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势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5]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见到的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6]。一个案例日本明治维新后权势转移。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国,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中国。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完胜大清,并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标志着亚太地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权势转移的完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侵略战争使日本走向了二战战败国的道路,造成了其实力的大倒退。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美国对日本各方面的影响为其带来了经济奇迹,日本很快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的日本不免与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而90年代后又出现了经济衰退和泡沫破裂。日本为实力转变能够影响国际关系上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里的第二个案例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实力可以用羸弱一词来概括。中国实力的变化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到2010年这三十年。这期间,中国GDP的增幅为平均每年10%,这个奇迹是前所未有的。2010年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PPP上已经超过美国。此外,中国在制造业上是世界第一,在中美货物贸易中也是大幅度出超。中国的例子也说明实力的变化会造成大国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上。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对中国实行的贸易战反映出美国正在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重新界定,即不是合作伙伴而是竞争对手的关系。[7]


盟友

  

   第三个因素就是结盟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哪些国家结盟决定了它和别国是合作者还是对抗者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则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当时国际社会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在1949年建国之后就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助友好条约》而正式与苏联结为同盟。而日本则和美国签订了安保条约,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在与各国的敌我关系也就自然地随着它的结盟而形成。所以,这两个同盟的签订就使得中国和日本分属于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是对抗竞争的状态,那中国和日本也就成为对抗竞争的状态。[8]同盟关系出现了变化,那么敌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


   上文所说的前三个因素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外交上的转变,而这第四点强调的则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说法,也就是说通过外交工作公开地和秘密地沟通与谈判而达成敌友关系的转换。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北京之行和同一年田中角荣恢复中日邦交的举措都不失为外交上的经典之作。当然,美日改善对华关系的最大的一个国际因素就是三国在当时都把苏联的扩张主义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共同的敌人使得三个国家走到一起。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果没有敏锐的战略思想和娴熟的外交技巧,恐怕也不能马上就造成关系的转变。

  

   而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2018年韩国总统文在寅利用平昌冬奥会的契机,巧妙的实现了对朝鲜外交的突破,又进而推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是半岛形势从战云密布转到谈判桌上来,不能不说也是凸显了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技巧和灵活身段。

  

国际--国内连接


   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不很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就会误解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变动。[9] 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美日经济摩擦而造成的美国国内反日情绪的蔓延,而出现了朝野同声敌忾“敲打日本”的现象(Japan Bashing)。这也使得日本内部出现脱离美国的呼声,而产生了“同盟漂离”的现象。

  

   美国外交学界非常重视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这也就是所谓的“理念先行”。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卷入的不只是学界和智库,而且往往还包括了政府中的政策制定人和决策者,比如从小布什时代就开始的中国威胁论,到特朗普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和俄罗斯一起)就反映了美国国内精英在理论先行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

  

平衡者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任何一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想使自己站在二对一的“二”的一边,也就是说尽可能的确定一个主要对手,而把第三方作为自己的盟国或朋友。谁都不想被推挤到那个“一”的角落中而受另外两国的联手挤压。日本在其外交政策内部辩论中就明显地有两派思路,执政的自民党和外务省的主流思维强调的是一加一大于一,意思是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日本只要保持和美国的同盟,那么不管中国强大到什么地步也不可能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总和。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到2017年,虽然其GDP还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也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半了。中美两强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也正式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一来就可以起到一个作为平衡者的作用。如果中日联手,则美国堪忧。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美国对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的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原先的不持立场,到后来的通过对美日同盟条款的新解读,都能很好地展示这一点。也就是说,加剧中日之间的纠纷,加强日本对美国的支持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对日本内部的离心倾向一定要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这就是我们看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换的几个重要因素以及平衡者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就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争取到日本,谁就会在这场大国博弈之中占上风。所以,日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亚太三雄”互动的八个节点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大背景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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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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