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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更新时间:2019-07-15 21:31:48
作者: 赵全胜  
“亚太三雄”的国际关系,是理解全球外交至关重要的分析对象。说到中日关系,其起源可以一直从远古追溯到明清时代,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美国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试探性地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从“亚太三雄”的角度来看,三国之间外交关系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分析。我把这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选择了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当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人们可以对节点的数字或增加,或减少。但有一条恐怕是共通的:三国关系经历了重大的高峰和低谷,以至于敌,我,友关系反复转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些节点,也是为了今后探索,发展出更健康,并有益于自身发展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国关系。

  

   (一)第一节点:从西方入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39-1868)[10]

  

   我们可以把中美日三国政治外交的互动的初始节点放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入侵期间。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做西方对东亚的殖民入侵,也可以被看做如费正清所界定的“冲击---反应模式”。第一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日之间的“黑船来航”。这次互动的焦点是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主导国地位的动摇与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互动。1839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但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关系的模式,也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象征,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的开始。美国作为西方势力的一部分,也和其他西方国际一样(如德,法,葡,西)随着大英帝国进入了东亚。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1853年针对日本的美国黑船来航事件。

  

   中美《望厦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南京条约》的后续,也就是在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获得巨大利益后,其他欧美殖民列强也希望以此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应运而生。其条约内容包括了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开放中国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对外进行贸易通商活动,同时赋予西方势力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此条与《南京条约》所开放的五个城市是相同的。第二是确定了美国传教士在所开放的贸易城市购买地产并设立教堂传教的权利。第三便是美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司法机关约束,也就是治外法权。《望厦条约》也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就日本方面而言,虽然美日的交流从1846年就有接触,但当时美方提出的开放贸易政策被江户幕府不置可否。1853年,美国再次派遣一支四船舰队,由马修·佩里准将率领,携带美国国书直奔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又称“黑船事件”。此时正值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病逝不久,佩里的舰队的到来使得江户城一片混乱。日本朝野在混乱之下,也迫于外部压力等多方面因素,于1854年与美国签署《神奈川条约》。严格地说,这是日本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打破了江户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条约内容包括了美国人合法定居,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确保了美国船只能在日本补给物资等方面的权益。经历这个刺激之后,幕府开始逐步和西方列强建立贸易关系,开设新式西方学堂,派遣使团等,间接地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望厦条约》和“黑船事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国之间敌友关系转换启动期的标志性事件。

  

   (二)第二节点:从日本崛起和美日密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868-1931)[11]

  

   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在富国强兵口号的引领下进行社会改革,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进而挑战中国的霸主地位。这一节点的界定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华战争进入全面化阶段为结束。第二节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美日《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在此阶段,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并签订《马关条约》,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主,转型为地区霸权大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巩固自己在朝鲜和亚太地区的势力。同时中国因战败失去地区霸权,丧失守成大国地位。具体表现为割地赔款,割让台湾,失去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而最终使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马关条约》不仅仅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速度,而且也为日本打开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在华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年间,由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将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美国作为一个相对的后来者,为保持自己的利益分一杯羹,也为确保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独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协商行动。“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应运而生。此政策在规定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在中国均享受平等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权。1905年,基于日本在日本海海战的决定性胜利,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作为中立第三方,开始介入战争的调停过程(因调停成功,他还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日在这一段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两强并存关系。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05年《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时任美国战争部长(职位相当于现美国国防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访美的日本首相桂太郎进行秘密商谈,并达成了一个三点协议。其内容包括: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益和1902年日英同盟;同时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权益。在此备忘录的大框架下,日本彻底确立了在东亚地区霸权,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全面的殖民统治,美国也得以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地。这种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客观上形成了美日之间的第一次联手。

  

   (三)第三节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到日本投降(1931-1945)

  

   第三个节点的特征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关系和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间点的定论相对笼统。日本对华战争早已经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全面化,但是世界范围二战的正式爆发时间则是从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美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正式介入二战,投入反法西斯阵营的开始应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这便是对这一阶段的三种算法,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普通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日之间的 “太平洋战争”的由来。三者共同的结束点则是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结束。[12]

  

   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由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扩张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美国从曾经观望角度,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盟国,形成了中,美,英,法,俄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五个国家也就是之后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国内舆论在珍珠港事件后迅速转向,国家机器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时经济和生产活动。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就抵抗日本侵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印度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驼峰航线”,以及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等。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美联手共同抗日。

  

   (四)第四节点:从冷战开始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1945-1971)

  

   第四节点的特点是三国敌友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换,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建立和中美交恶。三国关系的第这一节点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被纳入盟军军事占领时期,一直持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止。在此阶段,美日在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条约》)在1952年4月正式生效,不仅仅正式结束美军占领,也将战后日本划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友好关系也将中国划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就此形成。

  

   日本方面,为重建旧日本帝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结构的遗留问题,驻日最高司令官司令部(通称为盟军司令部)对日本的国家制度,社会体制,以及相关联的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和重建,也在根本上重新构筑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13]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社会的全盘改造是历史上罕见的。其控制程度之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一个主权国家对其他地区能够施加的影响力。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阶段达到了两个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的基本目标: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治上剥夺了日本天皇的实际权力,实行象征天皇制度,重新构筑了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参众两院制度。非军事化则全面解散了旧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将日本曾经占领的海外殖民地交由联合国或美国进行托管统治。《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更在宪法的层面上限制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武力的能力。由此,美国通过将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全面重建的方式,将美日关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一时期,在1946年至1949年,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仅代表作中国人民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基本思路。由于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理所应当地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日本则加入了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对立因为冷战局势,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等事件进一步的激化。中美关系了从合作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盟国转变为世界分为两极之后的敌对关系,不相往来二十余年。而美日的同盟关系则近一步加深,日本自卫队的设立以及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更是确保了两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冷战的铁幕也缓缓地落在了亚太地区。

  

   (五)第五节点:从对抗苏联到中美日短期蜜月期的出现(1971-1978)

  

   第五节点的特点是中美日三国面对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来了,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面对苏联扩张主义,中美日在七十年代初迅速接近,标志为中苏交恶,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这三件大事又一次将中美日关系再一次重构,缓和了从朝鲜战争以来的三国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重新建立了以对抗苏联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新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准同盟”的关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以紧密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始在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以及军事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一系列的分歧。两国关系在反复论战和外交冲突上越走越远。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在边界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以及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准备也使得两国关系进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共九大前后,毛泽东嘱咐周恩来牵头,召集“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了“国际形势研究组”,就改善中美关系,对抗苏联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美国改善关系成为了研究组的议程之一。同时,1967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Foreign Affair)上的一篇文章《越南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 Nam)[14]指出了对华不应继续持续孤立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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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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