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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春阳: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走向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07-14 23:47:40
作者: 贾春阳  
并动辄对他国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对于美国签订的国际协议或条约,如《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导条约》等,特朗普政府也是毫不顾忌地说退就退。对于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如果其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高举大旗,将自己标榜成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维护者;如果不符合美国利益,就肆意扔到一边,例如,美国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有效捍卫人权”、存在“政治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美国优先”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有时甚至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如在美国务院近期发布的《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序言部分,美国务卿蓬佩奥明确宣称:“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如果对美国利益有利,那么不论其人权状况如何,美国都会与之保持接触。”特朗普政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在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问题上最为明显,特朗普不顾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和大量间接证据,公开为沙特王室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辩护,并宣称“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关于贾迈勒·卡舒吉被谋杀的全部事实”,“无论如何,我们的关系是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关系”。

  

   第三,重整盟友和伙伴体系,让盟友和伙伴反哺美国。众所周知,美国的霸权体系可以说有两大支撑,一是美国自身超强的综合国力,二是他国所无法比拟的、遍布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为了继续维护霸权,美国在积极重塑自身实力优势的同时,着手重整盟友和伙伴体系。在此之前,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领导者、保护者与被领导者、被保护者的关系,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保护、经济扶持、外交关照,盟友在美国保护下发展壮大,并向美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外交支持。如今,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虽然仍旧要当盟友体系中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但鉴于自身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已经不愿再免费或低价向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也不愿再向盟友输送经济利益,相反要求盟友为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买单,并为此向美国回馈经济好处。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为促使盟友增加防卫开支,并为驻本国境内的美军承担更大比例的经费负担,特朗普政府不惜采取各种威逼利诱手段迫使盟友就范。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滑,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为盟友提供了安全保护,那么盟友就应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反哺美国,而不是让美国自己买单。在其他方面,如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及欧洲盟友亦是如此,为了增进美国的利益,不惜退出已签订的协定,如《北美自贸协定》《美韩自贸协定》,直至达成更有利于美国的新协定后方才罢休。

  

   第四,推卸国际责任,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方面当“甩手掌柜”。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享用的东西,它们可以是由国际组织和机构掌管并使用的基金、储备、股权、债务或期权,也可以是以粮食、石油和各种物质形态表现的国际援助,还可以是国际规则、全球协定和组织形态本身,诸如‘奥斯陆进程’‘京都议定书’‘南极条约’等”。除此之外,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虽然无法称之为“公共产品”,但这些活动符合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应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公共产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知名论断就是,国际社会的霸权国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来赢得威望和领导权,其他国家则受益于霸权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并因此支持其霸权。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逐步树立自身在西方世界的霸权地位,主要方式也是向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提供安全保护(北约)、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稳定的经济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美国得到的是霸权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元地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国际秩序主导权。

  

   然而,这种霸权——国际公共产品模式的弊端在于,一旦霸权国走向衰落或相对衰落,则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那么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就可能会出问题。如今,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规则和机制产生了不满,认为部分规则和机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也明显下降。经济上,特朗普政府要做的是“停止纵容不公平贸易行为”,“解决长期贸易失衡问题”,以“推动建立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为此,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多番发起贸易战,并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美国也不愿再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问题出力,欲充当“甩手掌柜”,如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球移民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对阿富汗重建的支持,酝酿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等。在阿富汗问题上,特朗普曾公开抱怨称:“为什么俄罗斯不在那里?为什么印度不在那里?为什么巴基斯坦不在那里?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我们离那里有6000英里呢!”

  

三 世界秩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主导者,其内外政策特别是全球战略的调整势必对大国关系、全球经济和安全议程乃至世界秩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选择和发展态势看,美国全球战略的新变化给世界秩序带来的是更多不确定性。西方亦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无法挽救美国的全球霸权,而是会摧毁已经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首先,各国与美国打交道和互动的方式将直接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美国不顾国内外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选择告别反恐时代,并坚持“美国优先”,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主要源于以下原因:一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危险” “各种威胁正在加剧”的世界[1],传统的大国竞争正在回归;二是美国虽然依旧是世界头号强国且发展态势也不错,但在大国综合国力对比方面呈现相对衰落态势,美国的竞争优势受到侵蚀,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三是特朗普认为美国前几届政府没有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在国际社会承担了超出美国承受能力的国际责任,导致美国利益受损。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特朗普政府全球战略的成型和展开,世界各国面临的将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或特质的美国,一是在发展上呈现相对衰弱态势,因此表现出一个愈加不自信、愈加敏感、愈加排外的美国,如严控外来移民、抵制多边贸易规则等;二是出现一个极力推卸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的美国,一个更加自私自利、不讲信用、不守规则的美国,突出表现就是其各种“退群”行为;三是仍是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远远领先其他任何国家,且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体系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型冠军。那么,如何与兼具上述多重属性的美国打交道,如何引导、规制或塑造美国的对外行为,让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负面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将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世界各国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和结果,不仅会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对外行为,还会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其次,大国竞争走向长期化和全面化,大国竞争的方式和结果将直接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架构。战略规划层面,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并将中国、俄罗斯等认定为“修正主义大国”和“竞争对手”,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全球战略重点已经完成了转变,大国竞争已由战略设计变成了成型战略。政策实施层面,从中美经贸摩擦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涉疆问题等,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局势,再到不断加码升级的对俄制裁,以及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表明美国对中国、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已经全方位铺开。任何大国面对美国的全方位竞争都不会无动于衷,必然会做出必要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018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公开展示系列先进武器,2019年2月在美国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后迅速做出同样决定并宣布研发新型导弹,甚至不惜与美国进行“外交驱逐战”“媒体制裁战”等,表明俄罗斯面对美国的全方位竞争甚至是打压,选择的是坚决回应而非消极退让立场。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大国选择何种竞争方式?是有限度的、良性的竞争,还是无限度的、全面的、恶性的竞争?不仅直接决定了大国关系的未来,也将直接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架构。如果美国要与中俄进行有限度的、良性的竞争,不以拖垮、打败或“吃掉”对方为目标,那么不仅大国关系会进入一个良性轨道,未来的世界秩序架构也将是稳定和有序的。反之,如果美国要与中俄进行无限度的、全方位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妄图通过竞争将中俄拖垮、打败或“变色”,那么不仅大国关系会越来越僵,甚至会走向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未来的世界秩序也将是暗淡的。

  

   虽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竞争并不总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中俄的意图并非一成不变,在能够实现互利的领域,美国也准备与它们合作”,但美国却在不断触碰中俄两国的底线,竞争手法实在难言正当。对中国,美国不仅推出《台湾旅行法》,以及包含强化美台防务合作内容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还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5G通信等高科技领域集体对中国进行不正当打压,可以说早已超出良性竞争的范畴。对俄罗斯,美国不仅不断加码经济和外交制裁,还不断推进地缘挤压,并妄图在俄罗斯搞“颜色革命”,可以说同样触碰了俄罗斯的底线。在此背景下,大国竞争离良性竞争可能越来越远,逐渐滑向恶性竞争和全面竞争的轨道。大国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会恶化大国关系,未来的世界秩序也会因此蒙上阴影。

  

   第三,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进入修正和重塑期,充满不确定性。作为二战后西方世界的霸权国和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如前所述,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对当今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已有不满,甚至有了另起炉灶之心。当然,美国要推倒重来或修正的是那些在其眼中已经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如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导条约》,美国说退就退。即便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推出一系列组合拳进行“拆台”,另一方面又提出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要WTO按照美国要求进行改革。同时美国还在打造自己的小团伙或小帮派,或用更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和机制取代已有机制,如用新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订《美韩自贸协定》,推动美欧签订新的自贸协定,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双边或小多边的方式打造新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规则和机制,然后逼迫他国就范或跟随,从而继续掌控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可以想象,鉴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比重,一旦美国的企图得以实现,那么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及相关规则很可能面临被抛弃的命运。

  

然而,如今的世界已不是1945年的世界,美国已很难再独掌世界秩序的制定权和主导权。一方面,美国早已丧失了凭借一己之力主导国际规则和机制构建的综合实力优势。另一方面,世界早已进入多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国绝不允许美国一家掌控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制定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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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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