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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07-14 23:43:51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已经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

  

   这已经不是私人性质的“追忆”,而是夹杂引述与考证的“后见之明”。但有一点,冯雪峰等人的文章告诉我们,鲁迅讲述“杨贵妃”故事的兴致,一直持续到晚年,并非西安归来便戛然而止。至于文章中称,鲁迅的经验及知识“都从白纸黑字得来”,一旦与实际社会接触,“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故《杨贵妃》必然流产。如此立说,虽是好意,却与我们通常认可的鲁迅如何“直面惨淡的人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难道鲁迅真的那么“不谙时世”?孙伏园说有鲁迅给他的信为据,还专门写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说明鲁迅如何“交际太少”、“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查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鲁迅全集》中,除了《集外集拾遗》所收《通讯(致孙伏园)》(初刊1925年5月4日《京报副刊》),再就是鲁迅给孙的四封信,分别写于1923、1924、1927年。其中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就《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发表意见。鲁迅希望此讨论继续下去,让各种奇谈怪论都得到发表,以便世人清醒—— “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接下来,有这么一句:“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鲁迅的本意是,借助此“爱情定则”的讨论,可深入了解世态人情;孙伏园无限扩大,将鲁迅描述成“书生气十足”,如此解读,我以为不太恰当。读书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源于“白纸黑字”,这很正常;至于因与实际社会接触而不断修正过去的认识,也在情理之中。说鲁迅对于“长安”及“杨贵妃”原本只有美好的想像,一旦接触现实,发现并非如此,只好放弃写作计划——孙伏园此说影响甚大,却并非无懈可击。

  

   要说借助“白纸黑字”获得历史知识,“大唐长安”早就失落,这是个常识,鲁迅不该毫无心理准备。唐末战乱,天佑元年(904)昭宗东迁,长安城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末五代诗人韦庄《长安旧里》有云:“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至于《秦妇吟》更是传诵久远:“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从宋兴到清亡,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安再也没有恢复过所谓的“盛唐气象”。当然,从长时段看,“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黄河流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国都因而自然向东移动。到了民国初年,古城西安政治上确实一团糟,真可谓兵连祸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偶有兴学、办报或创立“易俗社”等好事。这一点,鲁迅去西安前已有所了解和评述。

  

   但即便如此,西安如此衰微破败,还是给鲁迅很大的震撼。因为,古老的长安,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经由汉赋、乐府、唐诗等千年诗文的凝聚,“长安”已成为“帝京”的象征,后世诗文中,常见以之代指那时的国都的。等到鲁迅登临,千年古都已是满目疮痍,触景生情,念及中国的悠久历史及黯淡前景,焉能不感慨欷歔。

  

   对于读书人来说,“长安”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故乡”。寻访魂牵梦萦的长安城,鲁迅此时的心境,若借用唐人诗句,应该是“近乡情更怯”、“何处是长安”。只是鲁迅的日记近乎流水帐,从不涉及个人心情,而同行的孙伏园,也只是旁观者,其叙述不见得可靠。

  

   民初的中国,不论是浙东的美丽水乡绍兴,还是西北的千年古都西安,都是一派衰败景象。目睹“故乡”此状,自然是深感“悲凉”。

  

   可是,面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失望之余,作家并非只有“废书长叹”一策。相反,可能更激发其创作欲望。“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擅长“怀古”与“咏史”的中国诗人,并不惧怕或回避“废墟”,而是更愿意在这些“文明遗迹”前追忆、感愤、书怀。

  

   实际上,古今中外,无数诗人、画家、小说家、戏剧家,其创作激情、想像力及表达的欲望,正缘于那些代表“文明碎片”的残垣断壁。对于文人学者来说,面对曾辉煌无比但早已失落的古都,更容易激起感慨以及书写的欲望。在留学生鲁迅看来,今日的西安残败不堪,远远比不上上海或北京,更不要说想像中的“盛唐气象”。可即便如此,千年古都,难道真的风韵荡然无存,以至没有任何“遥想公瑾当年”的机缘?翻阅当年的老照片,感觉并非如此。

  

   《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收录了400多幅有关陕西地区历史文化古迹的老照片,除部分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或私人旧藏,主要得益于晚清来西安任教或考察的日本学者的著述,如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以及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足立喜六的作品。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教授算学、理化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871-1949),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考察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回国后于1926年撰成《长安史迹考》。此书1933年出版,穿插自己拍摄制版的171幅图片,保留了很多西安“旧影”,这点尤其难得。该书先后有两种中译,后者收录原著的全部照片。作者有感于“从来中国学者,例多根据文献,而忽略实地踏查,然典籍所记,谬误滋多”,因而,“课余之暇兼及汉唐旧都长安规模、遗构之研究”,“一方探究文献,同时,复基于广泛的实地踏查,而测定其故迹与遗址”。而在此书的“序说”中,作者描述其颇为艰难的“西安行”——1906年3月11日自郑州出发,一路走来,经过函谷关、潼关、华山之阴、新丰之鸿门坂、骊山之温泉、灞桥、灞上,3月22日终于抵达西安。接下来,便是作者对于西安的第一印象:

  

   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惟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关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

  

   你可以说早于鲁迅到达的日本学者因备受优待,且走马观花,心情当然很不错。可另外一个欧洲汉学家、对中国革命相当同情、且与鲁迅有交往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ěk,1906-1980),对西安同样不无好感。

  

   从1932年起,普实克在中国留学两年半,期间曾到西安旅行。其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中,第47章题为“曾经辉煌的城市——西安府”,谈及印象深刻的城门、城墙、城市中心的鼓楼、书店、博物馆、剧院、清真寺、小雁塔、碑林等建筑。作者称:“自从这座城市衰落以后,只有这些城墙还能够证明它曾经经历过的辉煌”、“最好的时光是上午在城门楼上,观看太阳刚刚露出的笑脸”、“我最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是碑林”。作为见多识广的欧洲学者,普实克并不忌讳“废墟”,只是希望历史遗迹能打扫干净,尽可能给人美感:

  

   西安府周围的废墟遗址与意大利和北平的废墟相比,给人的印象要更加令人悲哀。意大利的废墟覆盖着绿色植物,与周围美丽感伤的自然景色相协调;北平的废墟则使人回忆起旧时光的宏伟壮丽。而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尘土,宝塔像一座座畸形的雪人站立在肮脏的工厂院子里。为了保留其本身的美丽,历史遗址需要清洁干净。

  

   在第48章“洛阳之春”中,普实克曾提及其经过临潼时,想起杨贵妃的故事,理由是:“有多少戏剧与小说以她的一生作为创作的题材啊!”

  

   没错,古往今来,确实有无数骚人墨客,将杨贵妃作为吟咏的对象。除了诸多声名远扬的戏剧小说外,还有无数诗文笔记。清人胡凤丹编《马嵬志》,收集唐明皇与杨贵妃史迹;全书共十六卷,前六卷包括古迹、事实、词曲、金石、图画、服饰、珍宝、花卉、禽兽、评论等,后十卷则是艺文,总共收录题咏马嵬的诗篇530余首(起于唐,讫于清)。该书《自序》称:“马嵬,一坡耳,驿耳。非有豪杰起于其乡,仙佛栖灵于其地也。徒以美人黄土,埋玉此间。千百载后,骚人韵士,过而凭吊留连。……余之志马嵬也,志杨妃乎,志明皇也。”而有志于撰写小说或戏剧《杨贵妃》的鲁迅先生,不仅过华清池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触,而且最终放弃了寻访马嵬坡的计划。为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对今日长安之颓败有切肤之痛,不忍再见,也不忍再言?以鲁迅对现代主义文学及艺术的深入体悟,为何不在“废墟”中发现美感,或像历史学家吉本那样,由此“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

  

爱情、女性还是都城


   基于对鲁迅以往创作业绩的了解,论者大都认定,那胎死腹中的《杨贵妃》,值得充分期待,是一部不幸夭折的“杰作”。大家似乎忽略了,鲁迅关于《杨贵妃》的构思,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或许,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导致作者犹豫再三,并最后放弃此写作计划。

  

   白居易的诗句实在太精彩了,以至后人谈及唐明皇与杨贵妃,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经由《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传》(陈鸿)、《杨太真外传》(乐史)、《梅妃传》(佚名)、《梧桐雨》(白朴)、《惊鸿记》(吴世美)、《长生殿》(洪昇)等名作的再三渲染,逐渐定型的“爱情神话”,在喜欢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的鲁迅看来,不无可疑之处。这方面,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的“追忆”大同小异:

  

   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

  

   第一,他说唐朝的文明很发达,受了外国文明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他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

  

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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