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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中国发展经验能否破解“亨廷顿警告”?

更新时间:2019-07-12 23:32:32
作者: 阎小骏 (进入专栏)  

  

   7月1-2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阎小骏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阎小骏:

  

   今天的主题是“百年变局”,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什么是过去一百年不敢想的?过去十年、二十年到底变了什么?

  

   我大概18年前进入研究生院里面读博士,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一批学政治学的研究生里比较流行的,是亨廷顿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管理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第二句话是“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

  

   第一句话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第二句话,亨廷顿说“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认同、族群和谐不会一起到来。经济发展未必是政治稳定必然的先决条件,未必是直接的、百分百的导致政治稳定的条件。

  

   当时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生,我们是不相信亨廷顿这句话的,在课上也曾经跟他辩论说“这个你讲的肯定是错的”。因为200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时候美国刚刚赢得冷战的胜利,柏林墙倒塌。我们系的学长福山已经宣布了历史的终结,感觉自由民主和西方的生活方式就会成为此后人类历史篇章的全部和唯一的旋律。

  

   但也并非没有隐忧。在我们开始博士生课程一个月后,宗教激进分子就驾驶飞机撞倒了纽约的世贸中心。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废墟上宣布了对恐怖主义的全面宣战。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摧毁了伊拉克的国家机器。当时我们在课上开玩笑说,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论断,最小的政府或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的伊拉克政府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楷模了。

  

   接下来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看到世界的变化特别大,东欧、中亚、中东地区在美国自由议程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号召下,发生了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这种反政府的颠覆性运动浪潮,给各国政权带来巨大的冲击,最后在革命浪潮之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同时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造成了严重危机。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是在很不平静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变化中,我们才逐渐感觉到亨廷顿的智慧所在,确实不是所有好事情都会同时到来的。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带来政治稳定,对外开放也未必一定会带来政治和谐。所以在乌克兰发生内战的恰恰是它最富裕的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代知识分子才发现,中国故事在全世界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中,尤其显得光彩夺目。如果我们要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过去70年开创的中国故事,必须要看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

  

   在全世界都不稳定的背景下,在所有好事情不会同时到来的预言下,中国却在复杂、剧烈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和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保持了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种稳定是怎么达成的?这应该是我们在总结70年中国模式时的核心要素。但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常常认为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会导致政治稳定。

  

   在2017年10月出版的一本书里,我就曾经谈到两个维度是我们观察政治稳定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两个维度都是我们在过去70年中一以贯之的比较重要的经验。

  

   第一个经验是在过去70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比较注重的工作,叫政权吸纳。不断地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和协商,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协调和交融。从毛主席时代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直到现在的阶层联合、政治同盟、参与式治理,所有这些政权吸纳的方面,体现了中国模式里面的弹性,这种弹性实现了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

  

   第二个在过去70年里一以贯之的逻辑是预防式管控,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在社会经济变动和整个时代中,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地反体制力量和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从所谓的群防群控到现在的预防式管控、网格化管理,这些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权相比,是我们所独有的特点。

  

   我们考量今天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也就是政治稳定的时候,这两个维度都是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观察角度。政治吸纳体现了国家的弹性和体制的弹性,而预防式管控体现了国家的刚性力量。中国模式成功基本要素就是在这种弹性和刚性力量之间,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辩证统一或动态平衡,也就是中国古书里面讲的“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也”。

  

   所以,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还是现实政治经验,都说明对国家弹性和刚性力量的平衡使用,应当是我们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谈一谈如何实现这种弹性与刚性力量的平衡使用。也是在我2017年那本书里面曾经提到,要实现这两方面的平衡和辩证统一,关键在于体制或政权是不是有学习能力。学习在这里指的是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分析和适应,对外部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调整和创新,以及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这四个方面的学习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具有高度的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和应变性,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结构能够与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结合,与时并进。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回顾过去70年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个主线,也是我们能够在全球动荡不稳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基本政治秩序稳定,以及破解亨廷顿警告世界性难题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谢谢各位!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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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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