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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人生镜像、思想展演与社会嵌入

——魏敦友与张无双、卢敏、谢月英对谈录

更新时间:2019-07-12 23:05:30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当时特别关心我的一个好兄长江畅教授,他是学院的党委书记,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既然回来了,你就要负责任,现在成立了法律系,学院研究过了,决定你到法律系去当副主任。暂时没有主任。过段时间再当主任。”我就回答他:“我对法律一窍不通,怎么当主任?”他说:“你学哲学的有什么通不通的,法律现在开始学啊。”我说:“哦,那行啊。我就当是当个小官了。”后来我揣江兄意,估计他是怕我感到受到冷落,所以让我任一个职务。所以我正式从事法学,跟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湖北大学哲学所,哲学所之后又并到湖北大学的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有关系。因为它成立了法律系,我来负责这一方面,那我当然就要对法律有了解,要有深入的了解。因为我是学哲学出身的,所以我可能会更加关注思想本身和法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就是一个外缘。第三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哲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根本问题,法学也有自己的根本问题。那也就是说我的哲学这样一种知识背景,关心的是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之处是不是也是法学的根本之根呢?法学也有一个基础性问题在里头,在我看来,法学就是研究人类秩序本身,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呀。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法学本来也应该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不应该游离于哲学。哲学是关注整个人类知识的根本性问题,法学也是人类知识的一份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哲学跟法学是相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哲学转到法学也是顺畅的。因为我要研究法学的基本问题,那法学是什么呢?法学就是要研究人怎么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之下生活,所以法律就是一种制度、一种规则、一种秩序。那什么样的秩序是好的?我们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规则之下?我认为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虽然是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待了二十年,但是我也可以说我一直没有离开哲学。我实际上就把法学当成一个哲学问题在研究,研究的是法学的基础性问题,也就是法哲学问题。我认为法哲学要比法理学更高一个层次。法理学关注的是规范的逻辑结构问题,而法哲学关心的是规范的正当性问题,它们还是很不一样的。我研究的法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它超越了法理学本身。我给你们上的课是法理课,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很表皮的,更深的是法哲学。我的法哲学是要关心规则的正当性问题,以及整个法治体系的正当性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法学这样一门知识,从哲学上加以把握,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法哲学。所以说,我从哲学到法学也是很顺畅的,不存在着什么障碍。因为哲学最终也要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关心整个宇宙的基础问题,那法学在这个思路上也是一样的。根据我自己的所谓新道统论法哲学,我认为中国的法学知识在我这个框架里头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是中国文明演化、转化、转进而成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法学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我们要建构法学知识系统是吧?那此前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理学知识系统。再此之前呢?是个经学知识系统。再此前呢?比如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子学知识系统。从子学知识、经学知识、理学知识到法学知识,它们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知识与历史时代,与人性的成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的新道统论法哲学就是要对整个中国历史作一通透理解,把我们当下的中国法学知识性质和它的正当性,甚至它的内在人性根据、历史根据都作了一个充分的展示。这是我做的一个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很少人关心这个工作,很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新道统论法哲学就是干这件事情,要思考当下中国的法学知识系统是怎么出来的,它的知识性质是什么,我们怎么把中国现代的法学知识系统建构起来。这是我关心的问题,它是一个很宏大的法学思路。我在广西大学这么多年就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法学与哲学是沟通、勾连在一起的。因为你哲学也好啊,法学也好,甚至是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好,它们都是要研究人本身嘛,哲学就是研究人本身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的话,哲学与法学哪有什么障碍呢?只是因为我们现代知识的制度的分异,才导致了哲学是一个系统,法学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在大学里有法学院有哲学院还有文学院之类的。其实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整体、是相通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从知识本身来讲,我从哲学转到法学也没有绝对的障碍。我讲了三个方面,我从哲学到法学,好像有一个暗示,在三十多年前,我从事过法学的教学,另外一个外在的,我从哲学研究所到了法律系,但更重要的是,知识本身是相通的。比如你们也可以从法学到文学啊,比如像泰戈尔,被称为从法学院逃逸出去的最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我们很多从法学院逃逸出去的优秀的学生,都做出了很多伟大的创造。那我们的法学也该开放啊,让学其他的学生也到法学的园地来耕种、经营,那也许我们的法学会更具包容性。所以我们的知识,从人类的知识系统来讲,它是整合性的,融贯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今天的学术知识体制和大学制度,文学院、法学院……数理化,天地生……这些学科好像分离了、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应该是这样,人类知识是相通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关于人文的知识,实际上它们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因为自然知识也是人去认识的自然知识,自然知识也有人性的一方面,有特别的角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知识是相通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从哲学转向法学没有什么障碍。

  

   张无双、谢月英和卢敏:老师,通过您上课有时会说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们知道您除了我们学校老师这个职业,好象还曾经在百色人民法院也有一个职务?

  

   魏敦友:哦,是在百色市人民检察院。你说的是社会工作方面吗?社会工作方面,我除了在大学教书、读书、思考、写作之外,也是因缘际合吧,参与了不少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主要有这几块:第一,我是一个民进的会员。“民进”,它的全称叫“中国民主促进会”。我是1994年5月在湖北大学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眨眼已有24年的时间了吧!在这24年的时间里,我见到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也感受着这个时代的大变化,也见到了一些大人物,碰到了一些大事件。我从湖北大学到了广西大学之后,也是蒙受广西民进同志的厚爱吧,他们让我当上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的委员、常委,同时他们也推举我做了15年三届(2002-2017)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很多地方人家叫我“魏中央”,也有人叫我“伪中央”,正好我们民进会有一个姓“曾”的,“曾国藩”的“曾”,所以去民进广西区委会开会时大家经常开玩笑——“哦,真(曾)中央来了!”“哦,伪(魏)中央来了!”因为这些身份,自然就会有很多会议、参观、学习、交流。所以我当了15年的中央委员,那么我至少去北京开了15次的中央委员会,见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情。另外我也是广西大学民进的主委,这也是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比如原来学校有一个党委副书记专门负责联系我们的民主党派,以前不像今天有“八项规定”,出去也就很方便,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走过了全国很多地方,也游历过很多名山大川,也到过一些名胜古迹之处,也见过很多人,也到过很多大学,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另外我也做了广西三届的政协委员,从2003年1月开始到2017年,我做了15年的广西政协委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为这一身份,我也走过很多地方,广西的大城小城市可能都走遍了,因为政协有很多活动。同时我也是广西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委员,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所以这也是认识社会的一个机会吧。也正是因为这一身份,所以也要去自治区高院、自治区检察院、人大参加很多法制方面的活动,包括立法活动之类的。当然我们广西大学是广西最好的大学,所以自治区很多立法活动也要求我们去参加。我也经常去参加自治区政府法制办的一些立法活动,咨询、提意见啊等。同时我也是自治区人民监督员,原来是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持后来转到司法厅主持,因而经常去监督一些检察机关办的案子。人民监督员主要是对检察权的运行给予监督,所以我也碰到了很多疑难案子。人民监督员是司法厅根据《人民监督员管理办法》民选出来的一个身份,原来它是检察机关内设的一个机构,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角色,所以我是代表社会监督检察权的运行,比如说撤案、立案等很多活动,我是自治区层级的人民监督员。此外,我原来也做过自治区高院的专家委员,也是认识社会的一个机会。

  

   可能你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我曾经做过百色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吧。这要回到十年前,我任百色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的时间是从2008年10月8号到2010年1月,跨了三个年头,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以挂职的方式任副检察长。当时百色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周腾先生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特别喜欢读书人,特别喜欢研究问题,他也特别希望学者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实的司法实践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原来请了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个叫马方的博士来他那里挂职,马方博士挂了一年多就回去了。马方博士回到重庆后,周腾检察长意犹未尽,还要找一个人人过来挂职。那找谁呢?可能到处找啊找啊找,就找到了我,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这很好啊!这是一个机会啊!”2008年10月8号,也就是国庆过后我就正式到百色去上任。后来周腾检察长经常对我说:“嗯,咱们也做了一回官哪!”周腾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五一干部”,周五下午从百色回南宁,周一早上到检察院上班。所以我们俩经常在周日晚上,乘车从南宁出发到百色,一路上聊天。周腾检察长很健谈,给我讲了他的很多亲身经历,我听了都挺感动的,我了解到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往事,许多至今难以忘怀。我先跟你们讲一个我印象最深的案子吧。因为周腾检察长当年是自治区检察院的公诉处的处长,作为国家法定的公诉人,指控了很多犯罪,在他手下有很多人被定罪,其中有一些人是应该的,有一些人也是令他感慨万千的。举一个例子吧。九十年代,中越边境汽车走私非常严重,中央严厉打击走私。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了一个案件。当时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这个人在技术上面很能很行,担任三个处的处长,非常有能力。但家里面非常穷,他夫人没有工作,有两个女儿在上学,一个人养活四个人,经济负担很重。他人极善良,工资养不活一家人只能做点兼职,也没有其他的念想。但他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跟他说:“处长,可以靠走私赚点啊!这样,你拿点钱给我,你不要亲自参与。你拿一万块钱出来给我,我年底还五万块钱给你,这样改进你的生活嘛!”处长很迷惑:“这样行不行啊?”年轻人:“这年头人都这样做事情,怎么不行呢?”处长就勉勉强强拿了一万块钱给那个小伙子,那小伙子便去参与了边境的汽车走私,但是万万没想到处长还没得到利润就被抓了,因为参与了走私。等于说他一万块钱交出去之后结果一分钱没得到反而被抓了,而且自己并没有参与,你说这不是冤枉嘛?但当时是中央严查、督办的案件,只要参与走私的,一定要重刑重判。所以处长被免职了。他被检察院公诉,当时作为公诉处处长的周腾检察长了解情况之后非常感叹,但是有什么办法,要按照法律来办事啊。后来处长被判了刑,判了好像三五年,被关在茅桥监狱。周腾检察长告诉我有一次上他家去,家里真的是徒有四壁,什么都没有,两个孩子上学,夫人身体不太好,他一个人养活四个人,是不是还有老人就不知道了。而今坐了牢就更惨了。周腾检察长多次到茅桥监狱去看他,很感慨,也帮不上忙。又过了多年之后,周腾当了检察长,有一次与其夫人去梦之岛闲逛,从梦之岛出来突然看见梦之岛台阶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衣着破烂的人,周腾检察长远远望去,那个人好像就是当年的处长。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发呆,可能出来就这样了吧……当时我听了之后就很感慨,我想这当然就是我们的法律。法律是个活生生的人参与的事件。你们看这个法律故事,小伙子说拿出一万块钱想帮他解决生活困难,不仅没得到任何好处,结果弄得自己坐牢,家庭怎么样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回家之后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女儿听,我女儿当时读初中,听完之后当场就哭了。我自己也感叹不已,但这就是我们的法律。

  

那时的故事还有很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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