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乔耀章:论政府包容性

更新时间:2019-07-12 21:51:14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政府有没有包容性? 我国政府有没有包容性? 如果有,有哪些鲜明的特色? 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以致对政府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对政府存在不少误读,多数观点在政府是“必要的恶”还是“普遍的爱”或“普世的爱”之间,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之间,在“强政府”还是“弱政府”之间,在“公平”还是“效率”之间,在“腐败”还是“廉价、廉洁”之间,在“掌舵”还是“划桨”之间,在“管理”还是“服务”之间,在“德治”还是“法治”之间……游移。对此,笔者在2010年11月召开的江苏省政治学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以《略论政府包容性( 提纲) 》一文,从政府包容性问题的提出,政府包容性的基本生态及政府包容性何以可能这三方面作了最初的设问,近两年来,又有进一步思考,现将仍然不成熟的一些看法陈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政府包容性问题的缘起和释义


   “政府包容性”问题缘于“包容性”及“包容性增长”问题的提出。“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是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最早提出和使用的概念。目前,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还没有对“包容性增长”给出准确而又共识性的界定。“包容性增长”的主旨是指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它倡导机会平等地增长,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各国官方认可、采纳“包容性”理念的助推器,它使“包容性”成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包容性”观念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实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必然要求世人超越民族国家视阈,逐步树立“全球利益观念”。在这个趋势下,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发展的权利,也都应当从各自的国情出发谋求自身的发展,但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能超越全球的利益,都应当相互包容和协调。可见,“包容性”问题的原初意义主要侧重于经济但又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的问题。

  

   中国是最早响应、接受“包容性”这一科学理念的国家。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曾先后几次提到并论及“包容性”问题。例如,他在亚洲经合组织的《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统筹兼顾,提倡包容性增长”,他在第五届亚太经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作了《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这两次讲话和致辞,虽然使用了“提倡”和“实现”这两个略有不同的概念,但都是围绕着“包容性增长”问题,在洲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表达了包容总是相互的这一深邃理念,即既要做到中国包容亚洲、包容世界,也希望世界、亚洲等国包容中国。在2011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包容性发展”成为会议主题,为此,胡锦涛讲演将“包容性”的主语由“增长”改为“发展”,表明“包容性发展”( Inclusive Development) 不仅是指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更突出了“包容性发展”的价值指向性,即要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他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及“十二五”规划中,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理念用于国内,提出为国内市场经济建构自由而又规范的竞争环境,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度,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这就使之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概念一样,成为全新的时代命题。

  

   可见,“包容性”、“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问题提出与演进的基本线路是从国际到国内,但其立足点和生长点应当首先和主要在国内。无论是“增长”还是“发展”的“包容”、“包容性”,主要不是泛指作为个人的德或行,而主要是指作为组织的道德或行为规范,其所传递的基本信息是,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都要有所改变,这里所关涉到的不仅是经济社会差距问题,还关涉到经济社会以外或非经济非社会层面、领域( 如政治) 的价值导向问题。存异求同,公平合理,共同但有区别等,是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然而,谁来“包容”,“包容性”的主体是谁?由“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问题联想到“政府包容性”问题,不仅是合逻辑的也是合历史与现实的。无论是经济或社会的“包容性增长”,还是经济或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如果离开“政府的包容性”都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政府在社会大系统中属于政治领域,所以“政府包容性”首先和主要的是指其所具有的政治性。那么,什么是“政府包容性”呢?

  

   “包容”,本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性能、本能、范围等。包容的字面意思是宽容、容纳大度之意,由此,“包容”亦即“宽容”、

  

   “容纳”。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的主、客体是多元、多样性的,而且总是相互的。“包容”可分为人类对大自然的包容,大自然对社会的包容,社会对人、人类的包容,社会对国家、政党、政府、人民、公民……的包容。有学者研究认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包容”或“宽容”是一个外来的现代词汇。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宽容是在16 世纪宗教教派分裂的历史语境下,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而来的。其原初的含义主要是指教会对异己信仰的容忍,后来逐渐扩展并演变成为一个与自由理念高度相关的法律原则,被大多数国家写入宪法条文。保罗·利科在其《宽容的销蚀和不宽容的抵制》一文中认为,更为切中内核的说法莫过于:宽容是宽容者有权力和能力对被宽容的对象持否定性的评价,然而“宽容是行使权力时的一种禁欲主义的结果”[②]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理,认为“具有不绝对排他性”可视为包(宽) 容的应有的特质。显然,“包容”、“宽容”、“包容性”是相对于“排他”、“排他性”而言的,是有其特定的内核、层次与边界的。从治理国家、理社会的层面看,“包容”、“宽容”是国家、政府、政党与社会及其公众之间互动的一种理念引领、制度安排和整合过程。

  

   “政府包容性”是一个由“政府”与“包容性”构成的新词汇,其主导性、引领性的包( 宽) 容者是政府。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有多种界定。笔者在《政府理论》一书中认为,从字面上看,政府就是处理政务即社会公共事务的地方和场所,应从学理上把政府界定为: 政府是由现实的少数人员组成的以一定传统、习惯、规范、法令、规章约束公共事务管理行为的制度化了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体系; 并将政府分为“国家机构的政府”与“非国家机构的政府”。[③] 本文论及的政府包容性中的“政府”是指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我国的政府属于名副其实的“大政府”,即: 政府= 国家机构( 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等) 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④]如果按照“大政府”的理念来界定政府,那么,“政府包容性”就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政府包容性= 立法包容性+ 司法包容性+ 行政包容性+ 政党包容性+……”。在我国,这个公式就可引申为:“政府包容性= 人大的包容性+ 两院的包容性+ 行政的包容性+ 共产党的包容性+……”。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共产党的包容性在这个公式中的位置还要适当前置。“大政府”还可分为不同时态的政府( 如历史的政府、现实的政府与未来的政府) ,不同层级的政府( 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不同区域或地域的政府( 如东、中、西部的区域政府、地域政府等) 以及不同职能、领域的政府( 如政府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职能) 等。“大政府”各构成要素在纵向和横向之间具有各自的包容性,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各级人大及相互间的包容性,各级政府及相互间的包容性,各级政党组织及相互间的包容性以及各级人大、政府、政党组织相互间的包容性。一些老百姓眼中的“官官相护”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消极的包容性”。不同分类的政府在其纵、横包容性的联系与区别中遵循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本文对此不加具体区别析论,统称为“政府包容性”,这主要不是指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包容性,而是指它们“一体化”为“大政府”进而对社会的包容性,以既区别于“政府排他性”,又区别于“包容性政府”。

  

政府包容性与社会的多质共存性


   社会似水,政府如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抑或是政党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政府及政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决定着社会质量的高低及其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同时决定着国家、政府及政党的多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包容着国家、包容着政府、包容着政党。但是,从辩证的视角来看,包容总是相互的。在社会包容国家、政府、政党的历史过程中,国家、政府、政党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可称为“反包容”。这种“反包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文明的进化与发展的程度。根据“行政机关是行动中的政府”的基本理念,相对于国家和政党对社会的“反包容”来说,政府对多质性社会的“反包容”更具有“实际行动者”的价值与意义。基于社会与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人的关系,政府对社会的“反包容”实质上是政府对人的包容。因此,以人为本,既是政府包容性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政府包容性问题的归属点,因为特定的社会质量发展的程度归根结底受制于“现实的人”的质量,即受制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笔者认为,政府包容性主要是指政府对社会的“反包容”。政府对社会的“反包容”,可分为政府对社会的历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包容性和对社会的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领域”意义上的包容性,本文侧重于分析前者。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互相联系的人们的总和。社会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社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及运行机制、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过程,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和政府发生着关系和联系,尤其是社会形态及其发展与政府包容性问题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在他们的著述中围绕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从历时态的角度切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维度: 其一,是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依次更替的经济社会形态;其二,是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以及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为基础的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 其三,是根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类型,人类社会依次经历着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与此相应的是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三种维度的社会形态观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它们共同论证了同一个问题,即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更替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不过,它们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14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