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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王丹莉:进步的举国体制及其转型:新中国工业史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9-07-11 12:42:44
作者: 王曙光 (进入专栏)   王丹莉  
同时也可能是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外在表现。

  

三、技术进步的举国体制: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转型


   新中国前三十年,是我国工业体制初步奠基的三十年,也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和形成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工业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概括为“举国体制”。这个“举国体制”,概括来说,乃是以国家作为资源动员的主导力量,按照国家的产业发展目标和国家意志,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快速和精准地运用到国家所支持的产业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建立本国的全面的工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民族独立复兴。这个举国体制的前提或曰初始条件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意味着工业化基础和现代化的初始条件极为薄弱)、需要对其他国家实施赶超的(意味是追赶型的国家)的国家,同时又是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上又是一个大国。概括起来,一个前提是“落后”,一个条件是“大国”。落后意味着必须赶超,而且必须以超常规的方式(所谓超常规,是相对于那些领先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常规而言),来实现工业化。概括起来,这个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是:

  

   1、国家目标:以最快的速度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国防能力,实现初级工业化和国家独立自主,为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奠定基础。

  

   2、资源配置的机制:国家作为资源配置主体,替代市场机制,按照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和产业政策目标,实现对人才、资源、资金等要素的统一配置。

  

   3、要素动员的动力(激励)机制:在举国体制下,要素动员的动力机制主要不是依靠价格、工资、利润、利率等市场化指标,而是根据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根据国家意志进行行政性和政治性动员。举国体制并没有完全排斥价格、工资、利润、利率等决定资源稀缺性和资源流向的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发挥作用的范围被极大地限制了,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国家意志。

  

   4、产业结构:举国体制下的产业结构,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产业结构由一个农业产业占绝大部分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重工业占显著地位的工业国,这一转变,既是国家主导型和赶超型的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和特征。

  

   5、要素集聚的程度和方式: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整个国家要素集聚的程度比较低,难以为大规模工业化提供充分的资源。举国体制的要诀,在于以国家主导的形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要素的集聚,为大规模工业化创造了条件,这是赶超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赶超型工业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正在于以国家力量快速推动要素集聚。诸多大企业、诸多工业城市、诸多工业化区域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不是像新中国成立前仅仅局限于上海等极少数城市和区域),是这种国家主导型要素集聚方式的主要成就。

  

   6、市场发育程度和“准市场”的形成:在这种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支配下,资源、商品、资金、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的交易市场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作用,有些市场基本上消失,因此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而市场发育程度低,反过来又为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提供了前提。二者在计划经济的执行过程中和初级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中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缺失市场和价格信号的整个经济体系,难以显示资源、商品、资金、人力资本以及知识的稀缺程度,于是需要以国家的判断为这些要素定价,同时又通过不同主体对这些资源的争夺来显示这些要素实际的稀缺程度。比如,在计划经济中,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对各种要素指标的争取,就是在构建一种“准市场”;各级政府关于计划指标的博弈行为,即与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一个显示要素稀缺程度的“准市场”。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之间为要素和指标而进行的竞争是常态化的,有时甚至比较激烈,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或者毋宁说起到了模拟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事实上就是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和市场化动力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在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进步的程度要优于市场经济体制,其道理在此。若超越此阶段,则结果相反。

  

   7、国家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关系。国家既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和经济运行的主体,国家与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微观主体的关系必然体现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微观主体的个体决策权在某种程度上被国家所获得,虽然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国家控制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原因在于试图集中所有要素加快要素的集聚,从而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扩张和技术进步提供体制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十年中,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一直呈现出“放”和“收”不断调整、不断交替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局面,这是企业等微观主体与国家之间不断进行博弈的结果,这种关系呈现周期性,国家会在不同经济周期适时调整与企业的关系,以保持企业的活力与国家意志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均衡。

  

   8、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国家与微观主体的关系有些类似。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中央意志一直是主导性的,地方意志一直是辅助性的,这是大判断,然而在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中,地方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角色,而是可以主动与中央进行谈判、博弈和协调的关系,事实证明,在计划经济执行的某些历史时期,中央甚至鼓励地方否定和延缓中央的不适当决策。中央和地方关系举国体制中呈现出“放”和“收”不断循环的局面,毛泽东强调“两个积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要获得一种地方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与中央保持相应统筹能力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均衡,这种均衡对于工业化的实现极端重要。地方和地方之间也在竞争,这种区域竞争关系也延伸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

  

   9、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产生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或曰中国工业化体制选择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就是世界市场对中国是封闭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锁禁运,极大地恶化了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要素配置功能,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的分工和产业链体系。这就使中国成为一个孤岛,激发了中国人民创建自己的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决心和意志。面对一个对自己封闭的全球市场,作为大国的中国没有别的体制选择,必须创建一种对外没有依赖性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制和科技创新体制。

  

   10、效率的实现方式:举国体制有没有效率?怎样看待举国体制的历史贡献?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举国体制的效率,应该从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个角度去审视。从微观效率来看,由于没有价格机制和广义上的市场机制去显示资源的稀缺程度,由于企业没有面临基于利润这一信号的竞争,因此企业的微观效率往往是不高的,这里面既有市场机制的因素,也有基于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内在管理因素。从宏观效率上来看,我国在三十年的短时间中,就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全面的工业体系,能够具备强大的、全产业链的工业制造能力,能够在国家整体上还比较弱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并为大规模工业化和赶超成功奠基,就这些成就而言,举国体制的宏观效率又是极高的,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这一成就。随着中国初级工业化的完成,随着国内市场因素的逐步成长,随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的封闭性的逐步消除,企业必须面对市场乃至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其微观效率会提高,而不会像在前三十年那样以一定程度上损失一些微观效率来获得宏观效率,到了那个阶段,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就是统一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上文所说的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中期(2000-2020)。此时再来讨论举国体制,首先要考虑两个因素:

  

   首先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环境已经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极端开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之中,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在一个封闭的、对外不交往的体系中进行自主创新,而必须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底下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交往。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每一个产业政策都要有全球视角。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科技进步战略的实施都要有国际眼光,要从全球要素配置的角度去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其前提是要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要考虑全球要素配置,要考虑全球在技术交易和产业贸易上的游戏规则。

  

   其次是市场经济条件。今天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要素配置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机制已经基本成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动力机制。传统的举国体制中不顾微观效率而致力于宏观效率的情况就失去了外部的支撑条件,那些在市场机制中不能体现任何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产品和行业,都会被市场淘汰,难以实现其价值。这就迫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工业产业发展都必须在一种全新的市场竞争下得到检验,既要发挥国家在科技进步与高端制造业中的积极作用,又要将科技进步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建立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并彻底接受市场检验的基础之上。

  

   因此,今天的举国体制必须转型。这种转型建立在两个认识的基础上。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要清楚今天的中国工业化在整个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以此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战略。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清楚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那些科技大国相比,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以此来确定我们的对外技术贸易战略和国际科技交往战略。今天,在市场化和开放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必须注重市场机制建设,注重技术交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注重搭建不同主体间的基于市场机制的合作平台,因此也必须及时转换国家支持工业化的方式,使政府真正在基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技术进步动力,降低企业的技术进步风险。

  

四、技术进步背后的制度支撑:世界典型模式的启发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下技术创新注重的产品的创新,通过举国体制,最大限度调动所有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物质资源),最终实现产品研发的成功,这个产品是物质形态的,不太强调其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注重的是生产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的商品,因此其注重的是价值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在一种非市场的条件下进行的,较少涉及市场盈利能力的压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因而产品层面的创新在举国体制下往往容易成功。但是,假如这种举国体制下生产出来的技术产品一旦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的市场,则其成本收益计算必须基于市场竞争和要素的稀缺性,不能够再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无偿地或低成本地调拨各种要素,此时举国体制下创造出来的新技术产品就面临着极为残酷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使计划体制下的新技术产品由于成本太过高昂而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生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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