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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论金融科技的包容审慎监管

更新时间:2019-07-10 23:30:07
作者: 廖凡  
加剧金融业的去中介化或所谓“脱媒”,使得金融业更加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银行业为例。暂且抛开监管部门的准入要求不论,开办一家银行需要相应的营业网点、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者说沉没成本,然后才能提供存贷款等银行业务。然而,借助互联网,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以远为低廉的成本、更加便捷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事实上的贷款服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替代银行的小额信贷功能。尽管P2P平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有效监管,但这并未阻止众多借款人和贷款人基于更低成本、更高回报、更加便捷等考虑,通过这些平台贷出或借入总量极为可观的资金。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资金理财产品,更是在实质上构成银行活期存款的替代。在此,“声誉”因素——即只有银行才能提供银行业务——对用户的决策影响甚微;于他们而言,银行业务更像是一种商品,可以由任何机构提供,无论受到监管与否。[28]易言之,“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出现了分离,或者借用一句在金融圈流传甚广的话,“银行业是必须的,银行则不是”(bankingis necessary, banksarenot)。在此意义上,网络的普及不仅降低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也降低了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从而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增强了金融包容性。

   (二)提高金融交易效率

   分布式账本技术,或称区块链技术,是当下金融科技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概言之,区块链是一种时序数据区块,相互连接组成一种链式结构,用密码学方式来确保分布式账本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29]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是所有当前参与的节点共同维护交易及数据库,交易基于密码学原理而非基于信任,任何达成一致的双方均能直接进行支付交易,而不需要第三方(信任中心)的参与。用通俗的话说,区块链技术就是一种全员参与记账的方式。区块链技术源自比特币,但作为一种中立的基础技术又不仅限于支撑比特币,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现实和潜在应用场景。[30]

   区块链技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交易的基础。传统上,金融交易乃至一切交易的前提是信任,只有基于信任才能进行交易、签订合约。信任不仅体现为交易达成之前双方的相互信任,还体现在合约签订之后,在履行过程中若发生分歧或争议,需要通过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方——监管部门、仲裁机构或法院——来对合约的内容和效力进行解释、判断和认定。而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分布记账、“全员参与”、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等特点,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信任与信用机制,使得交易无需信任亦可安全达成并如约履行。换言之,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的交易机制,或者说将传统上的对交易对方及权威第三方的信任,转化为基于共识机制的、对于技术本身的信任。[31]

   如果说区块链1.0阶段的代表是比特币,那么当下已经进入2.0阶段的区块链技术的代表则是智能合约。概言之,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是一种以计算机语言(代码)替代法律语言来记录约定条款的合约。[32]通过将人类语言写就的合约条款转化为计算机代码,并简化为“如果……则”的程序运行模式,智能合约可以由计算机系统在条件成就时自动、自我执行,而无需第三方来强制执行。[33]换言之,智能合约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自动执行性。[34]尽管智能合约的理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出现,但直至同区块链技术相结合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这是因为,在传统的中心化体系中,智能合约的价值甚微,因为保存在中心化系统中的合约可以被系统所有者随时修改乃至删除;而利用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可以被事先写入分布式网络体系中,当约定事项发生时,智能合约就被触发并自动执行相应的合约条款,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法修改或删除合约,也无法阻止合约的自动执行。[35]智能合约大大简化了合同内容的证明(对于计算机而言,除了事先输入的不可更改的代码,不可能存在其他约定,这就避免了口头证据问题)及合同条款的执行等问题,有助于提高交易的效率和确定性。

   (三)促进金融市场竞争

   金融科技不但是创新,而且是一种破坏性创新。“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概念系美国学者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大致是指以次要市场或潜在用户为目标群体,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相比主流市场更加简单、便利和廉价,具有“低端性”和初期回报不确定性等特点,因而易于被主流企业所忽视的创新活动;破坏性创新者在获得足够的市场发展空间后,会进一步改变企业原有架构,逐步侵蚀高端市场,占据更大市场份额并获取更多利润,最终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破坏性创新不仅包括在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只要符合从非主流市场切入并最终成功颠覆主流市场、改变竞争规则的均可称之为破坏性创新。[36]对照之下不难发现,金融科技从本质上说,完全符合“破坏性创新”的特征。[37]

   传统金融市场是一个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市场,有着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以及较为明晰的行业和部门界限。这在给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提供必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易于导致相关市场缺乏有效竞争,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提升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动力不足。而金融科技天然地内含对既有金融业务模式的“颠覆”和“破坏”,不仅模糊了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界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从而给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部门带来竞争压力。[38]惟其如此,FCA才明确指出,“破坏性创新是有效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39]

   以作为我国金融科技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为例。支付结算原本属于商业银行和银联等金融机构的专属业务,后者从事支付业务并不需要获得特别的支付许可。2004年,以支付宝的诞生为标志,第三方支付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网上支付,提高了交易效率,带来了有效竞争。出于风险防控和监管公平的考虑,人民银行于2010年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支付业务作为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任何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业务都必须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所谓“支付机构”。尽管如此,第三方支付仍然方兴未艾,[40]继续引领线上支付和移动支付的潮流,并促进了包括银行自身支付业务在内的支付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金融科技的风险性:审慎监管的着眼点

  

   凡事有利必有弊,金融科技也概莫能外。在扩大金融服务边界、增强金融包容性、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金融科技也在诱发、扩散或者加剧金融风险。正如《互金指导意见》所言,“互联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不仅如此,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还使得金融风险的一些方面更为突显。总体而言,金融科技导致了金融风险泛化,表现在金融风险更加频发、更为严重、在金融系统内外之间的传递变得更为频繁,从而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41]具体来说,可以从技术操作风险、数据安全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这三个方面,对此加以理解和说明。

   (一)技术操作风险

   金融科技在极大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的同时,也潜在地“升级”了交易风险:一旦出现交易错误,风险的量级相较于传统交易模式将呈几何级数增长。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概言之,高频交易是指一种基于高速度和高频率的自动化证券交易方法或策略。[42]尽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频交易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各国立法者和监管者也往往通过描述性的揭示特点的方式来予以认定,[43]但就本文的关注而言,高频交易的关键特征有二:一是自动化,借助算法和程序自动进行交易;二是高(交易)速度、高(换手)频率:报单速度快至以微秒(百万分之一秒)计,持仓时间短至以秒计。这就使得一旦因为系统故障或者操作失误而发出错误指令,在错误得以纠正之前,巨量交易就已然进行;若因内部风控机制和交易熔断机制缺位而导致错误延宕,后果则将更为严重。

   在美国,高频交易曾引发著名的2010年道琼斯指数“闪电崩盘”事件和2012年“骑士资本”事件。前者导致道琼斯指数盘中重挫近千点;后者则导致华尔街最著名的高频交易公司之一骑士资本在45分钟交易时间内损失4.6亿美元,一度濒临破产。[44]在中国,人们耳熟能详的光大“乌龙指”事件,也源自高频交易。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在进行股指期货套利交易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出错,在11时5分8秒之后的2秒内瞬间生成26082笔市价委托订单,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份股,导致A股骤然拉升;异常交易数据进而触发其他机构的高频交易系统,引发追随交易,导致上证指数在短短2分钟内上涨117.27点,涨幅达5.65%。这一事件直接造成光大证券现货端损失近3亿元,并因在期货交易中未披露程序出错一事而被证监会认定为内幕交易,没收非法所得8721万元并处以5倍罚款,罚没款共计5.23亿元。[45]

   事实上,高频交易的自动化和高速高频这两个关键特征都易于引发和放大风险。一方面,高频交易大多是基于算法的程序设计,而这些程序的内核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旦某个操盘手的软件触发了自动抛售指令,该指令会进而触发同类证券持有者的自动抛售指令,导致某类证券的价格瞬间暴跌,乃至因多米诺效应而导致市场整体崩盘;另一方面,由于高频交易报单速度快、持仓时间短,一旦触发止损机制,大量止损订单将会瞬间推至市场,导致买卖力量对比迅速失衡、市场流动性丧失,从而引发雪崩式下跌。[46]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本色,于此尽显无遗。

   (二)数据安全风险

   信息技术使得金融行业内部和金融企业之间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增强,在面对黑客攻击等网络安全威胁时日益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从而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危及金融稳定。[47]不仅如此,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业的数字化和集中化进程不断深化,使得数据和信息安全风险日益突显。

   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数据信息面临两种有所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信息存储风险。当下,个人和机构都日益依赖“云服务”来存储数据和信息,而“云端”本质上不过是平台所属的若干大型服务器。大数据模式采用云端存储处理海量数据,对数据的管理较为分散,对用户进行数据处理的场所无法控制,往往难以区分合法用户与非法用户,容易导致非法用户入侵并窃取重要信息,在网络空间易于成为攻击目标。一旦系统被攻破,信息泄露后果将极为严重。就金融科技企业而言,网络信息安全应当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传统金融时代,金钱的稀缺性推动了银行金库和支付系统的开发;而金融科技企业是数据密集型企业,数据的充裕性可能不会对其产生上述正确的激励(除了声誉风险之外),导致其对于安全问题往往只有有限的理解力或者需求感。[48]而事实上,重要金融数据和信息的泄露或篡改,其危害性并不亚于银行失窃或金库遭劫。

   其次是数据管理/使用风险。在大数据模式下,大型平台企业日益集聚全社会的各类信息,不仅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信息,也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掌握其他几乎所有企业、个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以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49]对于这些平台企业所掌握的海量数据,特别是通过消费、支付活动所集聚的个人经济、金融类私密信息,若在提取、管理、使用和交易方面缺乏严格规范,将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造成极大威胁。

如果说技术操作风险相比以往主要表现为量的变化,那么数据和信息安全风险则可能意味着质的突破。例如在我国,过往不曾有任何经营主体、业务模式或金融工具像支付宝和财付通(微信支付)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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