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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蔡锷:中国近代以来军政界功德总论第一人

——百年之后评蔡锷

更新时间:2019-07-10 18:36:05
作者: 孟令伟 (进入专栏)  

  

   美国独立战争军事统帅、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去世后,被美国人誉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1)。华盛顿获此盛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事功,而是因为他的赫然事功和他高尚的政治道德融为一体的缘故。作为独立战争军事统帅的华盛顿,他抛开富裕和舒适的庄园主生活毅然率领临时草创的大陆民军历经艰难困苦打败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方面均占有优势的正规英军,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新生的美国;作为费城制宪会议主席的华盛顿,他引领制定宪法,为这个新生国家奠定了繁荣昌盛的民主法治基础;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他在当选后自凑盘缠从庄园到临时首都去上任(2),担任总统期间领导构建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框架,拒绝在“总统”前冠以任何尊贵的称号,施政用人公明廉正、不徇私情,两届总统期满后又坚决回归庄园,再不恋栈(3),无论别人怎么劝说和怂恿都无动于衷,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树立了光辉榜样。美国有华盛顿,美国人世代尊重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幸!  

   那么,中国第一人抑或说中国军政两界事功和道德集于一身的第一人是谁呢?古代年远纷繁难论,近代以来窃以为非蔡锷将军莫属。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汉族,湖南邵阳人,生于清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应科试,成绩拔萃,后入由梁启超任主讲的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又应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就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任新军教官、总教官等,督练新军,期间加入同盟会,曾秘密运送武器支持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后赴昆明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团长),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与三十七协革命军官发动云南“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任云南都督期间曾组织军队入藏平叛,后蔡锷辞去云南都督职,离滇赴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陆军编译部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参政院参政,封为昭威将军,后又进入袁世凯组建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导演复辟帝制,蔡锷和梁启超定策,离京绕道回到云南,和云南将军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武装讨袁,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蔡锷因病于中华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离世,年三十四岁,经中华民国国会决定为其举行了国葬。  

   蔡锷为人身材单薄,清矍挺拔,志意纯良,品性高洁,文才出众,武略超群,勇于任事,极有担当。在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方面,蔡锷一方面追求民主共和,另一方面追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曾提出“军国民思想”,主张建设一支服从国家意志的勇毅善战之军,主动求战,至少战胜一个假想敌。提出“军人不党”,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政治家和军人都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道德爱国”,须远离争权夺利。  

   蔡锷在短短三十四岁的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参加发动并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取得云南革命独立,还帮助和带动四川革命独立,为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第二件是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发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恢复了中华民国。这两件大事,成就了蔡锷短暂一生的绚丽业绩。特别是后一件大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包括出兵西藏平叛,蔡锷短暂的一生其实干了三件大事。或曰,虽然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恢复了中华民国,但后来的中华民国又陷入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导致日本的全面侵略,与护国战争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确实如此,但并不能因此抹煞护国战争的伟大意义和蔡锷将军独一无二的历史性贡献。蔡锷当然也不能为中华民国后来多变乖棘的历史负责。  

   如单从事功大小来看,蔡锷当然在近代的中国军政界不能占第一席,但如果从事功的本身价值和长远意义来看,如果将事功的价值意义和个人政治道德加以综合,那蔡锷就应当占第一席,因为综合地看再无第二人能和蔡锷比肩。特别是在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道德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或政治军事家鲜有能作为全社会真正榜样的人物,他们或者囿于个人的政治道德缺陷,或者囿于党派的狭隘利益及偏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政治投机者,追求军政事业成功者多,追求军政道德高尚者希,或者认为军政事业的成功就等于军政道德的高尚。环顾梭巡中国近代历史,历数中国近代政治军事领袖和著名人物,只有蔡锷是个异数,而这个异数又恰恰早逝。  

   近些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为官为人做事被不少中国人奉为楷模,曾国藩居然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年火着,关于他的书出了一批又一批,而蔡锷却鲜有人注意和挖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对政治人物认知、好恶、推崇上的悲哀。从大历史看,曾国藩也是近代人物,恰恰也是湖南人,蒋介石、毛泽东都很佩服曾国藩。但以笔者看,曾国藩固然有不少过人之处,但实在算不上是近代以来军政界的榜样人物,只能算是满清专制政权有力的和忠心的维护者,而曾的一些作为却颇多商榷之处。别的不论,单就曾国藩早年办团练时大肆滥杀无辜、后率领湘军作战时对投降太平军的残忍屠杀(多批次剜目凌迟或凌迟枭首)包括攻占南京后大杀太平军达十余万和放纵湘军洗劫全城,其做人道德和政治道德就足可令人生疑。后人缅其为“曾文正”,时人曾称其为“曾剃头”。作为军政人物,他的实际行事和其致子弟家书中的道德要求存在不小距离。就事功价值、事功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道德统一看,曾国藩和蔡锷即使不是萤火和皓月之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近代中国,蔡锷就像乌云中的彩虹,夜空中的彗星,虽然短暂,但留下令人难忘的亮丽和绚烂:  

   蔡锷心系共和,谋求中国走上民主自由道路,勇为他认准的道义现身,他的追求是崇高的,献身是真诚的,但他又能将崇高的追求和理智的务实充分结合起来,先是东渡日本投学军校,通过刻苦训练和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增长了真正的军事本领,回国后又多年来默默地在满清军界致力于足踏实地的练兵经武行动和军事实力的积累,以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排挤,但他不恤人非,不改初衷,依然故我,而在时机勃发之际出人意料的走上革命道路,非常坚决地推动武装起义,取得一鸣惊人的效果。蔡锷少小应科试,后又考入时务学堂,是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典型的读书人,加之身材瘦弱,从出身和外表看和军人挂不上钩。但他目睹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死于满清的屠刀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被镇压等,便决心投考军校、走从军报国的道路。在老师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先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后更名为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先到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学四个多月,之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训练以残忍著称,蔡锷通过刻苦训练和学习,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同期百余名学生中大致名列第五)。通过军校,蔡锷练成一手好功夫。在仙台骑兵第二联队时,蔡锷就被称为神枪手,他骑马射击,百发百中,因此还担任了“射击教范”。马术更绝:骑马时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锷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按着马臀,一纵而上。为适应将来的战争,蔡锷练得可以长时间骑马和游泳。在理论学科方面,他系统学习了战术学、战争史、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筑城学、交通学、测绘学、卫生学、教育学、马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外国语等(由此也可见日本军校当时学科的设置之全,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之初),各学科成绩甚为突出。军校学成归国后,蔡锷先在江西、湖南任军学堂监督、教官等,后应广西巡抚李经羲盛邀,赴广西督练新军。先担任新兵总教官一类等编练新兵的职务,后又任统带、协统、兵备总办等主领新军职务,在此边陲省份致力练军训军整军,在南宁寓所亲书“淡泊明志、夙夜在公”八字自勉,埋头一干就是五年。此期间他没有宣传、组织过革命,反而和革命党人刻意保持着距离,但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应黄兴要求秘密运送一批武器支持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蔡锷还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测绘局,完成四千里边防巡查,制成《越南要塞图说》、《桂边要塞图说》,组建了军人“武德会”,提倡军人武德化,后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等等。蔡锷整军经武的目的一方面内谋中国自由民主,不受专制之羁;另方面外谋中国独立强大,不受强敌之累。但恰恰因为他思想上有远大追求,而行事却沉静独特,内心赞同革命表面又和革命党人格格不入,“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平时“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4),加之严格整军(5)、主持考试甄选合格军人得罪了一些人,竟遭到广西新军中激进同盟会员及地方咨议局议员的双重非议和排挤,以至掀起一股“驱蔡”风潮,后经清廷北京军咨处派员详查,认为对蔡锷的非议“大半枉诬抉嫌,毫无实据”,才澄清真相,平息事态。虽然如此,蔡锷在广西已不好再干下去,而已升任云贵总督的老上司李经羲又数次诚邀,于是蔡锷离开广西赴云南,担任了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云南新军三十七协中的革命军官也酝酿起义,蔡锷参加了起义的密谋活动,前后多次召开密谋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有的军官提出起义应从缓,因军心不稳,一旦因起义搞乱形势,担心列强干涉,蔡锷分析了形势,认为云南起义不应拖延,而应速举,至于外人干涉,蔡锷认为以革命大势计,不足为虑。蔡锷的观点得到多数人赞同,其议乃决,参加会议的七名军官当场歃血为盟。接着在第五次密谋会议上公推蔡锷为起义总指挥,云南起义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九爆发,史称“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蔡锷又被公推为云南都督。都督府发表声明,提出建设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家,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一体,改良政治,发达民权。同时发布《讨满洲徼》,徼文中重申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蔡锷领导下,云南很快成为武昌起义后西南民主共和的堡垒。  

蔡锷心系国家整体利益,改变中国积弱,促进中国强大,是他心心念念的目标,他效忠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他追求的是如何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图谋更大的权力和地盘,为此,需要时他能做到毅然不计前嫌,毅然以大局为重议出恢弘,毅然放弃已有的权力,毅然向掌握他升迁命运的“尊者”提出在别人看来是不识进退的谏诤之言。蔡锷的根本政治主张和人格本与袁世凯格格不入。在一九一二年初南北议和时,蔡锷以云南都督身份致电已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及独立各省的都督,明确反对议和,提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触动也。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6)。几天后再致电孙中山等重申反对议和,认为袁世凯借议和“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提醒孙中山不要“坠袁之狡谋”。这两份电报表明,当时蔡锷不仅视袁为敌人,且属滑贼,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当南北议和已成定局,孙中山答应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但要求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亦即提出定都南京,为此南北之间及同盟会内部又因都城问题起了龃龉。蔡锷分别致电孙中山和袁世凯电指出:“鄙意所忧虑者,则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指退位清室)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凌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家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7)。蔡锷的电文显然不是声援袁世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是从历史传统、国家大局、民国大局出发提出的中肯建议,或曰公论。蔡锷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统一共和党的重要筹建者,又被公推为统一共和党总干事,实际主持其常务工作。但当他看到民国之初政党林立、意见纷呈、党同伐异,徇私而相互攻击,出现“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的状况,便致电中央和各省,建议现时各党可自行解散,“另行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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