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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9-07-09 23:31:09
作者: 张建新  
最终,常态化的中美经贸摩擦演变成为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真实意图不仅仅是为了消除对华贸易逆差,其更深的战略意图在于以贸易制裁为突破口,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进一步采取强硬政策,调集各种战略资源,对中国崛起的态势进行“硬遏制”(hard containment)。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圏,基于所谓的受害者逻辑,一直抱怨中国不公平地获得美国技术,包括在合资企业伙伴间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所谓侵犯专利权和工业间谍等。认为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破坏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降低了美国的创新收益,使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他们还指责中国破坏全球贸易规则和规范,造成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发起了“中国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的法律、政策与实践”的“301调查”。2018年3月22日公布了所谓“301调查”结果。4月3日,特朗普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1333种产品发出关税威胁,中国则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航空和农产品采取报复性措施。接着,特朗普威胁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中国随即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征收初步关税。由于中美双方相持不下,中美经贸关系笼上了一层贸易战的阴云。

   2018年5月初,中美双方开始就经贸争端展开谈判。在第一轮贸易谈判中,美方议题由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贸易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对华鹰派全面主导。莱特希泽凭借曾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而闻名,作为对中国进行“301调查”的主要设计者,渴望给予中国致命的一击。纳瓦罗则是炮制“中国威胁论”的干将,他的《致命中国》一书不仅深受特朗普的青睐,而且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提供了所谓证据。特朗普、莱特希泽和纳瓦罗一起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鹰派“铁三角”。只要从美国鹰派带来的所谓“愿望清单”就可以管窥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清单要求:(1)立即消除对美国出口的不合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2)解决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政策与实践;(3)给予美国服务商与中国服务商同等的待遇;(4)签署一份不针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的协议。关于缩减双边贸易逆差,美方提出了极端无理的要求。包括:自2018年6月1日起,在12个月之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自2019年6月1日起,在12个月之内再削减1000亿美元。2020年底,双边贸易逆差相对2018年减少2000亿美元。

   5月17日至18日,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轮建设性磋商,谈判期间中国终止向美国高粱征税,同时做出了重大让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特朗普在第二轮贸易谈判中获得了中国有意义地增加美国能源和农产品进口的承诺,而特朗普则同意永久性解除对通信业巨头中兴公司的销售禁令。(19)中美贸易谈判似乎正向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

   然而,游走边缘,测试对手底线,决策反复无常,正是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同时,他的鹰派铁三角对中美谈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决定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同时对中国进行挑衅和极限施压。5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擅自闯入西沙群岛12海里领海线以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两天后,特朗普再次威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关税。5月30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抵达北京,中美举行了第三轮贸易谈判。在这次谈判中,美方提出了所谓“制度结构”问题。为了向美国释放最大的善意,中国政府承诺购买美国价值700亿美元的农业和能源产品。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不满足于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做出的重大让步,继续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分两批次征收关税。6月14日,在蒙大拿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重申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6月15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自2018年7月6日起,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共818类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同时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征求公众意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正式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决定将使美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关税和政策制定者被告知,征税不仅对经济增长的贸易部分具有负面影响,而且会外溢到消费和投资领域,导致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20)

   特朗普宣称,如果中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美国将再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如果中国继续采取对等报复,美国则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最终将对90%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历史上,在贸易谈判中,美国常常对贸易伙伴进行要挟、恐吓,但由于美国长期充当西方世界的霸主,其贸易伙伴对于美国的为所欲为,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故伎重演,只许美国“惩罚”中国,不许中国还以颜色,低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意志和决心。中国政府在同一时间,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7月6日,对美国价值296亿美元共545项商品征收关税。剩余153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则视美国动向而定。9月23日,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对等报复措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此,美国强加于中国的贸易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超级规模。美国借口贸易逆差,对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漫天要价,美方提议的多轮贸易谈判是假,对中国实行抢劫和欺诈政策才是真。正如美国贝尔斯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维尼·安杰尔(Wayne Angell)所说,“国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抢劫’无利可图,外交‘欺诈’徒劳无功”。(21)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美贸易战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推迟,但终究难以避免。当下贸易战的爆发,麇集于特朗普政府的鹰派起到了关键而急迫的推动作用。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trade bullyism),消除双边贸易逆差、追求双赢和绝对收益并不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真正目的,美国鹰派企图通过极限施压给中国经济戴上枷锁,从而永久性消除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性动力。如果这一招不灵,则不惜发动大规模贸易战,以便系统性破坏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进而摧毁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环境。也许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次预演。

  

   三、特朗普贸易霸凌主义的根源

  

   在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时常以自由贸易的领跑者而自居。诚然,美国曾对重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即使它自诩为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也不会引起世界的反感。同时,美国也动辄对贸易伙伴挥舞单边主义的大棒,但总体上未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破坏,美国政府仍然致力于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都迥然不同,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反对比较优势下的国际竞争,反对全球化,他主张的所谓公平贸易完全脱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因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侵略性单边主义的范畴,而是一种信奉丛林法则,集霸道、掠夺、欺凌和讹诈于一体的贸易霸凌主义。

   (一)美国贸易制度的霸凌性

   霸凌主义就是恃强凌弱,通俗地说,就是欺负人。历史地看,美国的制度设计,赋予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侵略性和霸凌性。美国对贸易伙伴施加单边主义的惩罚措施,在战后国际贸易史上可谓司空见惯,突出表现在美国贸易法中的那些“301条款”。说到底,这些条款本来就是为了惩罚和欺负其他国家而设计的。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打击,美国首次出现对外贸易赤字,美国国会制定了带有浓厚侵略性的《1974年贸易法》,目的在于为美国货物与服务扩展外国市场,降低外国的关税壁垒,而饱受诟病的“301条款”就是执行这一战略的工具。如果贸易伙伴不对美国出口开放特定市场,美国政府就利用“301条款”对它们进行威胁和报复,从而获得贸易伙伴的单边减让。美国经常滥用贸易规则,对贸易伙伴实施“301调查”,有学者总结了四个原因:(1)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使美国认识到需要保留贸易政策的侵略性;(2)“乌拉圭回合”没有消除对国内农业的援助措施,也没有降低对金融服务、航运和电信的壁垒;(3)当美国工业需要更大的外国市场准入时,世界贸易组织不能向美国国会证明它可以做出有效的反应;(4)世界贸易组织没有涵盖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如反竞争实践和出口援助措施。(22)

   现任美国政府的霸凌性在其制度性霸权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表现。2018年9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详细地阐述了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种种行为,包括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片面指责他国实行产业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并不乏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以及对贸易伙伴背信弃义等等,(23)尤其是极端藐视世界贸易组织,在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议中强制推行“毒丸条款”,以及企图绕过世界贸易组织体系,通过发达国家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方式重构规则,限制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挑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当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谓来势汹汹,从极限施压、毫无诚意的谈判到肆无忌惮的加征关税,种种行径显示,无论动机、本质还是目的,均已超越传统的侵略性单边主义的范畴,只能用“贸易霸凌主义”一词来概括。

   (二)中国的经济赶超惊醒了霸主

   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截然不同。19世纪末,美日德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发生在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殖民地的竞争狂潮中,一方面,国家既不受国际法的约束,又没有经济规则的制约,可以不择手段地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尽管国家间存在经济发展差距,但差距并不显著。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赶超,不会产生像当下如此强大的心理冲击力。虽然历史学家把19世纪定义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实际上缺乏绝对实力对崛起大国做出强硬的反应。以英德关系为例,德国在19世纪70年完成统一,44年后就有足够的实力挑战英国霸权,而英国单凭一国之力事实上已难以匹敌对手。美德日三国的崛起几乎不受阻挡。反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则要困难得多。虽然中国是传统的东亚霸主,但在鸦片战争后国家经历了持续的衰落和动荡,国力几乎耗尽,积贫积弱,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已经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如此巨大的发展落差,中国的经济总量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赶超了多个发达国家,这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中国的赶超还在半路上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尤其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霸主,时刻担心其国际领导地位的旁落。2008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观察中美发展态势的机会,当时中国经济继续沿着7%以上的增长线向前冲击,而美欧相继陷入了经济衰退。结果,眼观偌大的中国身影一掠而过,美国霸主终被惊醒。“中国的崛起或许是历史前进的方向。”(24)对中国进行系统性遏制已成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

   (三)相对实力衰落引起霸主的焦虑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凸显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凌主义行径,同时也暴露了中美关系的本质。在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决策层看来,中美关系难以摆脱霸权——挑战者的历史结构,当霸主锁定具有颠覆性竞争力的挑战者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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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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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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