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牛可 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

——牛可副教授访谈

更新时间:2019-07-09 23:28:33
作者: 牛可   刘青  
因为它需要更充沛的问题意识,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对区域研究的系统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隔岸观景、缺乏切身经验的我们这里,这种不足更会自然地加重,其不良效应也有可能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区域研究学术史本身的问题。

   在美国人自己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中,“冷战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主导性的叙事路径和解释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区域研究和战后美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当中的其他许多分支领域一样,都受到美国全球扩张中政府的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资金支持的决定性影响和塑造,特别是它与军事和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国家安全国家”和冷战政治的智识仆从,是一种政策相关性很高,或者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这一论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引发的批判性思潮当中,是美国左翼学术界(尤其是当时的新生代)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源及其对学术自主性的破坏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它在冷战后期一直延续下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中占据显著席位。(17)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后殖民文化批判也把矛头指向区域研究,把它纳入西方认知和建构“东方”的长期智识传统,揭露它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关联,指断它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性质。自然,这种后殖民批判的论说和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形成相呼应和汇流。(18)

   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知识的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或者说学术“外史”(external history,externalism)的研究路径,是最早在区域研究的整体概念下进行的知识史考察,也取得不可忽视的实证研究成绩。它对美国战后知识生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正当性问题加以追究责问,这当然也有持久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知识界意识形态共识破裂,思潮丕变,各种激进批判学术风起。对区域研究的“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正预流其中,携风潮大势而影响广布。但是,这种论说延续多年,在新增实证案例研究之外,似乎主题的重复叙述居多,拓展、勾连和复杂化则明显不足,逐渐显露单调、板结之态。

   “冷战社会科学”进路的缺陷与其作为批判性学术的底色和源流有关。大致而言,这种研究是一种“耙粪”(muckraking)式叙事,某些问题(即学术和国家权力的联结)得到执意关注,而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却不入其眼。比如,在区域研究的起源问题上,他们一般重视和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情报和宣传机构(特别是战略情报局)、军方在大学设立外国地区和语言培训计划,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发动和组织活动,特别是它们具有丰富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和恰当评估。而对区域研究在战前的历史根源的考察更是付之阙如,似乎区域研究无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土壤中萌芽、在“冷战国家”的浇灌下成长的。驱动这种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代左翼学术人的揭露情结和批判意识。比如,这种论说的重要发言人沃勒斯坦和卡明斯都是区域研究的局内人,他们对区域研究多方面的意义当然是有所认识,(19)但在道德和政治义愤下所做的“弑父”或者说“咬那只喂我的手”的批判专论中,他们并不很顾及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方面和层面。(20)而且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经常是一种有个人色彩的学术副业,发言者经常并无意于以大规模研究系统、详细处理这一主题。

   然而,在美国学界总体左倾的大格局中的传播和放大效应之下,这种片面甚至偏执的叙事影响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遮蔽了美国学术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动力和构成。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可能引发一种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理解,即认为区域研究主要是一种高度政策相关性的,或者说“智库”式、“策士”型的学术。(21)而这又可能连带和引发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和效应:一种自然是对美国区域研究的不恰当的轻慢,昧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不能理解它深刻的认识论根据和制度机理,更不能体察其在思想和公共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和作用,从而在我们想象和构建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时不能从这一“原初样板”中汲取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理念和资源;另一种情况是相关知识不足导致的想当然:既然区域研究的美国原版本质上就是服务于政府政策的学术领域,那么,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也应该是一种“智库”式知识,着重“服务于国家战略”。

   好在近些年来一些专门深入的研究陆续问世,美国方面对区域研究的研究已经在总体上呈现更加丰富、复杂的格局,正在脱离“冷战社会科学”的样式。而且这种情况与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知识社会学、美国政治发展等方面研究深入和多样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同行并进。(22)同时,如果拓宽视野和问题向度,在高等教育史和社会科学史路径之外有效兼容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一些相关思想和素材,则美国区域研究就会成为一个重要而繁荣的研究领域。对历史学路向上的研究来说,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冷战史问题,或者一个专业化知识领域的问题,而是置于美国和世界关系以及美国的知识、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长期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么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实证研究论题就会出现。正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界,当然应该对这样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期待和关注。

  

   五、“史前史”中的智识和文化根源

  

   刘:您这里所说的“长期历史演进”是指什么?就此问题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能够有助于说明区域研究为什么产生在美国,以及美国区域研究在美国历史中的复杂根源和多重牵连?

   牛:我首先想强调的是区域研究的“史前史”(prehistory),即专业化、制度化、跨学科、组织复杂、规模庞大的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之前,美国海外知识的源流、演变,以及它存在和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意涵。历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然要求我们寻根溯源,但重视“史前史”还有更明确而重要的学术史原因。处理区域研究的当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而这两个领域似乎都笼罩在某种形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许主要以隐伏的、潜在的方式)之下,研究对象、兴趣和问题意识都偏向“职业化—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学术。也就是说,它们重视和偏好研究建制化之后的、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呈现为“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学术现象,而忽视和轻视分散存在于各种组织(包括但不局限于大学)中,并经常呈现为非专业化—职业化的“业余型”知识形式。1943年以后的区域研究运动的根本意义让美国的域外知识全面进入大学,赋予其正式、合法地位,海外知识的性质和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这毋庸置疑。但是,在主流的社会科学进化史观念下,要么对区域研究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叙述和理解(像冷战社会科学史那样),要么只以“贫弱”、“匮乏”为主题叙说战前的美国国际知识的状况,(23)这样既会导致一些实证研究上的盲目和不平衡,也会遮蔽一些重要的历史连续性和深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就知识领域论知识领域,则难以发掘特定知识领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意涵和影响。

   关于区域研究兴起的理解当中就存在这种问题。当前最常见叙事大体如此这般: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美国海外知识的匮乏贫弱,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决心对此予以弥补,随后的冷战又对这种知识需求加以维持和强化,于是乃有区域研究的持续扩张。这种叙事的确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实,区域研究有三项明显的战时根源:情报、宣传机构及军方在战时发动和组织的海外知识生产,海陆军在不少大学开展的外国语言和地区知识培训计划,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等学术组织主持和推动的研议、规划和传播推行工作。正是经由这些途径,关于战后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基本的智识议程和组织框架得以形成,这一庞大学术领域开始在缺乏中央政府供养学术传统的国家获得稳定的供养。如果脱离了战时非常状态和紧迫气氛下的亢进和决断,如果没有区域研究领导人不断以“匮乏”为出发点申述变革和创制的主题,则美国区域研究得以如此全面、深入和快速地兴起,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知识是否短缺的判断,与智识生活——而不是经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是一件主观性极强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迄至当时已经在历史上形成的标准和愿景,取决于美国学界乃至于更广泛的精英群体对未来美国国际知识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应然状态的设想和期待。现在看来,只有在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设想之间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有在对未来的很高的期待之下,“匮乏”的诊断和话语才能被想得出和讲得出。

   区域研究创建时期所一再申述“匮乏”和变创的主题,当然首先是就美国对外政策和世界角色所需的政策相关性知识而言,但也经常超越政治、政策和“效用”的范围,从美国学术、智识生活和文化构造出发去立意、发愿。区域研究之所以在创建时期呈现一边弥补“短缺”、满足紧迫需求,一边致力于长期、全面的规划和构造的两重内容,之所以脱离战时经验本来很容易造成的“路径依赖”,要以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寻求达成对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造,(24)其根由当然需要在我们所说的史前史中来找寻和发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区域研究有“战时根源”(wartime roots),而战时根源和整体的区域研究史又有“战前根源”(prewar roots)。更具体地说,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智识和文化生活中一些蕴含在“史前史”当中的,更长久、更稳定的要素生成了一种范围更大、基础更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历史生态,能够超越或者压倒战时经验所塑造的路径依赖。只有对此予以一定的了解和重视,才能充分理解区域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这也是近期比较深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和承认的。(25)

   区域研究的根源和存在当然需要置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长期历程当中观察和理解。就此而言,偏重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史路向上的对外政策史、国际关系史中蕴含着用以理解美国的国际知识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对美国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观念和意识形态构造,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对外政策的生产还是相关观念的构造,都需要越来越坚实和复杂的知识基础,越来越取决于正式和专门的国际知识生产体制。与20世纪以来与对外政策相关的国际知识涉及如下动向: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部门职业化过程中情报活动和“政府研究”(government research)的进展,(26)国际关系、战略(安全)研究等学科的建立和国际事务职业学院在少数大学(如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的建立,关注国际事务的著名智库和学术组织如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等的出现,大公益基金会的国际主义理念和国际性活动的增长,等等。(27)这些知识活动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政策导向的国际知识生产。也许更重要的是,“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精英关于现代世界的性状和美国的世界地位的思考和辩论不断推展,孕育和发展着影响甚至主导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的“自由国际主义”,为区域研究运动构造了观念框架和“使命”论说。(28)

专业化学术体系(大学)内国际知识的扩展当然也是“史前史”的重要内容。美国的传统学院教育一向重视古典学科目,而历史悠久的古典学不啻是一种关于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偏狭的“区域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096.html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