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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可 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

——牛可副教授访谈

更新时间:2019-07-09 23:28:33
作者: 牛可   刘青  
对外研究特别是对地理和文化距离遥远的地区的研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更高,技术和研究条件也更难达成,对个体学者的培训资质和精力投入的要求也更高。第三,对外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比对内研究的智识兴趣更难发育和涵养。智识兴趣生发的一大机理是“熟悉生发兴趣”,或者说“知识生发求知欲”(有一定的知识才会产生获得更多的知识的愿望),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要以一定程度的“去陌生化”为条件,而在母文化拥有天然权威性和国际交往不足的情况之下,这一机理更少在场。第四,建立于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归约论(reductionism)偏向,在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学科界墙和“门户主义”(parochialism),共同促成一种虚妄的“普世主义”,即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即《霍尔报告》(Hall Report)指出那种情形——把“西方的”不假思索地当作“世界的”,从而轻贬和排斥对非西方的严肃知识兴趣和努力。⑦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得到的情况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缺乏供养域外知识的意愿和动力,学术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外部知识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边缘、资源匮乏,制度基础薄弱。总之,在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就社会供养和在学术体制中的存在来说,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之间经常呈现差距和不平衡。

   第二个机理,是在上述“先发—后进”的格局之下,对外研究所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借用发展研究和经济史的概念——“后进发展效应”:对外研究比对内研究更多地具有外部性/外源性,或者说服从于外部干预机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专业化对内研究更多地符合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或者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的内生机理、智识“纯粹性”和稳定性,因而也更多呈现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和“自由放任”的情况,而对外研究则更多地在专业化学术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获得动力和条件,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引导、规定和制约。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对外研究由于所需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从而经常需要更多地仰赖政府的供养,所以很多国家的对外研究经常存在于政府的组织卵翼之下,或者依靠政府资金供养。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后进发展”类似,对外研究也更多呈现出更多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而规划和组织中也经常有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情况类似,“后进”的对外研究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和“追赶”特性,一方面吸收和模仿外国的“本国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本国学术体系中已经存在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对内研究经常相对于对外研究构成具有某种潜在的,但有一定强制性的典范和标准,后者在专业化水平、研究质量、训练和培养方式上不得不向前者“看齐”,以建立学术上的合法性和“尊严”。

  

   三、东方学和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美国特性和世界性意义

  

   刘:美国的区域研究之前,欧洲曾长期存在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域外知识形态,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从对两者的比较中又可以看出美国区域研究有哪些总体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学特性?

   牛:历史上看,现代以前大致没有关于域外知识的体系化组织可言;而在现代专业化学术体系在欧洲大国建立以来,域外知识的生产也并不被置于优先位置。18世纪晚期以来,现代大学兴起,相伴随的是学术体制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人文、社会知识的学科体系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域外知识并没有被赋予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充分的、制度化的地位。欧洲国家在贸易、殖民、对外政治军事活动和文化扩张中产生了对域外知识的巨大需求,但是,海外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组织者首先是政府机构。以大学为主的专业化学术主要以东方学的形式对这种需求做出回应,18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主要学术大国形成建制和研究传统。当然,19世纪以后博物学、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提供一些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大体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东方学是国际研究的主导形式。东方学以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为基础研究非西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人文学术范畴。⑧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人类学从主要处理非西方“原始”人群,实际上也与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相隔绝。19世纪晚期开始制度化的,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本国和西方世界,很少把域外世界作为正式研究对象。⑨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学术尽管也留下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庞大、复杂的知识遗产,但以那时的世界图景、文明(等级)观念和知识格局,东方学的专业化建制只给非西方世界留有边缘的、零散的、偏颇的存在,遑论其中“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⑩西方主要学术大国的域外研究,都偏重于本国所属殖民地;而无论是单独的国家学术体系,还是作为总体的西方学术界,都没有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全世界覆盖”的格局。总之,东方学尽管发挥和呈现了欧洲人文学的伟大博学传统,但这种模式下的域外研究,终究是一种局部的、偏狭的专业化学术格局。在欧洲以东方学为主干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参与,或者说域外世界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没有正式的、相当规模的存在。(11)现在看来,由于意识形态和学科体制上的缺陷,东方学的视角和进路是不足以形成健全和充实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社会历史观念的。

   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它的意义不局限于美国,而具有真正的、多方面的世界性。首先,它是世界范围内专业化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和目标扩张的一个重大动向:对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或者说在制度化学术体系中缺乏合法制度身份的对外研究,现在要把它纳入学术领域和学科体制,特别是纳入社会科学的范围,加以学术化、制度化改造和“合法化”加持。基于个人研究,我认为,美国区域研究有一个可以加以确指和清晰界定的“创生”运动。从1943年开始的大约10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协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在美国发起构造区域研究的学术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区域研究“创建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区域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方案、议程和蓝图。它的要旨就是构造完整的国际知识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其中又有两个基本诉求和目标,一个是空间向度上“全世界覆盖”,就是说美国社会科学在对象上要包纳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不容有遗漏和偏废;另一个是针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的议程,是在“跨学科”的旗号下动员和“整合”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使之加入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都要在新生的区域研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区域研究创建运动,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这一运动的很多全国性领导人来说,其意图和思虑并不只是涉及应对美国当时暴露出来的国际知识短缺这一问题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并不只是让区域研究来提供战争和外交所需要的那种“与政策相关的”(policy-related)的知识,而是对海外研究的地缘政治的、智识的、文化的属性和意义有通盘思虑和谋划。而要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机理和原理建立比较充实、恰切的认识,就要对它的创建和成长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动机和考虑加以了解和理解,而不能只局限于地缘政治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12)

   区域研究的创生运动大体奠定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智识和制度框架,而从其后几十年的发展和当今格局来看,可以说区域研究创生运动的目标大体上实现了。关于海外地区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知识在美国专业化学术和公共知识生活中已成庞大存在,且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社会科学学术集群,拥有稳固的制度基础、复杂繁密的组织网络。美国式区域研究是世界上前所未有庞大的和制度化的对外研究体系和学术复合体。在规模、格局、实力,以及组织的能力和多样化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体系无法与美国区域研究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也曾引进和效法欧洲东方学,包括吸纳来自欧洲的学术人员,也由此在其学术体系中建立了一些东方学性质的域外研究。(13)但到区域研究创建时期,美国人很明显地要让美国的区域研究区别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向,公开或者隐含地体现在战后学术史的很多方面。美国区域研究创建者当时也对欧洲各国的国际研究体系予以注意和考察,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欧洲各国的对外研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总体上不值得美国追随和复制。(14)这一点,可从我们相对熟悉的费正清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对旧式“汉学”(sinology)的背离中观察到。在区域研究的创生过程中,与对东方学的疏离相并行的是,美国人一度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导致了后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偏狭性的情况,即对人文学(包括语言学)的贬抑,而这也是区域研究在发展演进中所要弥补和纠正的。

   实际上,从战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构建全新的不同于欧洲的海外知识体系的目标是实现了,并且这一体系呈现出相对于欧洲东方学模式的多方面优势。欧洲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区域研究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吸收美国经验、仿照美国的组织理念,(15)至少部分地依照美国区域研究模式对其域外研究加以改造和重构。美国社会科学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显著优势,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格局中确立和维持美国的中心和“霸权”地位,均与区域研究的模式和影响力大有干系。以区域和国际研究为中心的美国国际知识已经成为美国智识和文化的“国家资源”(national resources)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加州大学教授桑顿称区域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a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断言它“作为一种组织知识工作的新制度范畴的创生,可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16)均非过言。

  

   四、“冷战社会科学”叙事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

  

   刘:美国学界曾经广泛地将区域研究视为冷战的产物,认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服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以往的学术史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牛:自区域研究创生以来,美国即不间断地产生大量相关学术规划、调研、审议、反思和批判的文件和文献,这些都是我们用以了解区域研究的文献资源。但与这一论题的重要性相比,对区域研究的系统、专门研究其实严重不足,经验研究的空缺还不少,而且也有突出的不平衡和偏狭性。可以说,这一领域实际上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这种状况可能与区域研究的组织特性有关。区域研究是一种超学科的、分散存在的学术复合体,而不是单向度组织、单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特性是区域研究学者一般都有“常规学科”和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s)和“地区领域”(area fields)的双重制度身份和认同;在后一个向度上,区域研究从业者一般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形成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更容易为局内人和外部观察者所触知到的,不是作为整体概念的“区域研究”,而是“亚洲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国研究”等由专业学会和大学下属研究机构所承载、体现的区域研究分支。区域研究从业者自发的学术史问题意识总是更容易指向这些地区分支领域。所以,相对于一般学术史的对象即学科、学派乃至于分支地区领域,对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化”和“概念化”是不那么自然而然和轻而易举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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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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