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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和谐社会与公民自觉

更新时间:2019-07-08 09:45:18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公民是个个体概念。但公民不同于孤立自在的自然人, 如在我国, 作为农村公民中的个体村民,作为城市公民中的个体市民, 作为农民的公民, 作为工人的公民,作为知识分子的公民, 作为群众的公民, 作为干部的公民, 等等,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或社会人。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在宪法上和政治上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 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是能够认识到这种关系并意识到个人在宪法上的主体价值与尊严、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宪法行为主体。传承宪法精神, 步入宪政大道, 需要公民领会自身的宪法价值, 认识宪政理念, 将宪法精神扎根心中。宪政意义上的公民必须具备以下几种意识要素: 其一是主体意识。只有当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明确认识到自己在宪法上是一个自主公民, 而不是谁的臣民, 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主体, 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 是国家法治建设的直接实践者, 而不是法治治理的对象, 这个群体才能构成一个宪政化的公民社会。其二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泛指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 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 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心理反应, 它构成了公民意识和宪法精神的核心。其三是程序意识。程序作为“怎样做”的载体, 是宪政走向具体法治的一个带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其四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任务和使命的自觉程度, 它要求个人除对自己所作的各种行为负责外, 还必须对他所处的社会负责, 这是法治社会有序、和谐运转的前提条件③。我们可以把具备以上几种意识要素的公民称之为“自觉公民”或“公民自觉”。“自觉”是相对于“自发” 而言的, 是指人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 这是人们有意识、有计划、有远大目的的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 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公民自觉”与公民意识( 不同于作为自然人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为何物, 这还是当代科学的四大难题之一) 、公民自由、公民自愿、公民自主、公民自为、公民自立、公民自律、公民自治等问题相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 如果没有公民自觉, 公民意识、公民自由、公民自为、公民自主、公民自律、公民自治等便无从谈起, 和谐社会便无法构建起来。没有公民个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三、公民自觉与和谐社会的三重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和谐, 亦即公民自我和谐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认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之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赖于公民个人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取决于个人自我修养, “养天地正气”。现代公民需要加强道德、学习、才智、能力、体魄、洞察、思维、胆略、创新、情感等方面的修养。我以为,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源于对人、对人性的认知与把握。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人们对人及人性的认知一直难以达成共识, 主要在人性善与恶、人性利他与利己的二元论中徘徊, 这个问题不解决, 以人为本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是以人的善为本, 还是以人的恶为本,抑或是人的善恶皆为本; 是以人的自利性、利己性为本, 还是以人的利他性为本, 抑或是人的自利与利他皆为本? 因此, 社会的和谐与否以及和谐的程度都与人性有关, 与人本有关。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看, 我国哲学界关于世界图景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一分为二”的观点; 二是“一分为三”的观点; 三是“一分为多”的观点亦即系统论的观点; 四是“中介论”的观点①。根据哲学界对世界图景的描绘, 传统的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人的自利与利性这种“二元论”或我称之为非此即彼的极点论是有局限性、片面性的。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孟子主张“性善说”, 荀子则主张“性恶说”; 汉代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 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 “中民之性” 和“斗筲之性” ( 同柏拉图将人分为金质人、银质人和铜质人相似) ; 唐代的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显然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的。此外, 还有汉代杨雄的“性善恶混说”, 认为人之本性是善恶相混, 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但它可以给人们以某种启示。从大历史观来看, 无论是作为单个的自然人, 还是作为单个的社会人, 除了具有或善或恶或利己或利他的人性外, 是否还有善与恶皆备, 于己于他兼利或“双赢”“多赢”的情形? 我们应当用新时代的眼光来审视人的新的“性三品”, 把善与恶、利己与利他看成是一个不断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相互扬弃的自然历史过程, 通过公民的成长亦即人的成长来抑恶扬善, 谋求既利己也利他, 逐步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每个公民都回避不了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 即必须在善与恶、自利与利他及其相互关系中做出抉择。但有一点是否可以确认: 在善与恶辩证统一、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中,决非是二者必居其一的。

   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公民亦即人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更确切些说有赖于自由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和谐。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既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依次发展过程, 又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三级递进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 1857 -1858) 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 根据人的自由发展情况, 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 “ 人的依赖性社会--- 物的依赖性社会--- 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其中, 第一种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 主要是指自然经济社会、原始公有制社会、原始无阶级社会、原始平等社会;第二种形态“物的依赖性社会”, 主要是指商品经济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不平等社会; 第三种形态“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要是指产品经济社会、高级公有制社会、高级无阶级社会、高级平等社会, 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从第一形态发展为第二形态, 从第二形态发展为第三形态,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人也相应地经历着三种形态, 即“自然存在物”---- “ 生产当事人” --- “ 社会自由人”④( P273- 277) 。然而问题在于: 当今中国的人与社会处于这三种形态中的何种形态? 对此, 我在十年前是这样描述的: 从动态的历史过程来考虑,中国现实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大熔炉”与活的历史“博物馆”, 它既有过去社会形态的痕迹,更有现实社会形态的基础, 还有未来社会形态的萌芽⑤( P240) 。用乌尔里希·贝克教授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 以历史浓缩的形式, 将社会转型中的多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 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说,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对于我国来说是“全景式”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并存, 另一方面, 我国的社会及其相应的人同时处于“双重转型” 之中, 即同时从人的依赖社会向物的依赖社会转型, 从物的依赖社会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转型; 同时人也从自然存在物向生产当事人以及从生产当事人向社会自由人转型。这种“双重转型”的社会深深打上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本位的“差序格局”的烙印。在这个“差序格局”中, 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通行的关系模式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一种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上下从属关系。一方面, 个体通过这种依附和归宿关系安身立命,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一生都在寻求并争取来自家庭和亲友等社会关系的支持, 不断地从这些关系中获得力量或权势, 用尽心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 对外部的依附和归属关系也为个体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和保护伞。人与人相互间的依赖, 以及上下等级之间的依附, 造就了一个个以“我”为中心的家族与帮派的共同体。亲朋好友、门生故旧, 彼此依赖, 互相依存, 缺乏真正的独立人格, 个体完全被笼罩进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 从而更加强化了个体对外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依附和依赖⑥( P208) 。这种依附和依赖同上文所说的公民自觉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自由、公民自愿、公民自为、公民自立、公民自主、公民自律、公民自治等要求相去甚远。由此可见, 构建和谐社会, 有赖于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共同成长!

   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公民亦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人对人的依赖, 人对物的依赖,人对社会的依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挣脱不了对自然界的依赖。从天体演化和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相对人而言, 自然界具有无可置疑的时间先在性与彼岸性。作为有生有灭、有始有终的存在物, 人对自然的依赖是不可摆脱的必然命运,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决定了人的被动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又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影响自然, 获得对于自然的有限自由。所谓自由,有若干相关的含义: 第一,自觉性,即人区别于动物,不但做,而且自觉去做,知道为什么做,在一定限度内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二,自主性,即在一定的环境中,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具有有限的自主选择的余地; 第三, 创造性,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 社会、自然) , 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世界( 社会、自然) ; 第四, 超越性, 人不满足于既定的创造, 不断重新设计和创造世界( 社会、自然) , 实际是在不断超越自身, 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人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自觉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超越性, 是人的被动性和主动性的有机统一⑦( P60) 。人与自然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从总体上说, 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它是遵循着一个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的。“从人服从自然”到“人与自然相对抗”最后走向“人与自然相和谐”, 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发展趋势。如果将“天”作为自然的代名词, 那么, 人与自然关系的三形态就可称之为“人顺从天- -天人对抗- -天人和谐”。其中, 人顺从天, 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初始阶段, 人还是“自然存在物”, 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不得不被动地顺从自然, 服从自然的支配, 人类被自然规律严格地规定在自然链条的确定环节上, 受自然的支配和压迫。天人对抗, 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生产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手段以来,人类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独立于自然系统之外, 并与自然相抗衡, 人类不再是被动地顺应自然, 而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自然面前, 人类试图主宰和统治自然, 但是, 自然并不完全被动地听从人类的征服, 而是对人类进行种种反抗和报复, 给人类造成新的灾难。天人和谐, 是指当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了全面认识的时候, 人类在与自然对抗中醒悟过来, 认识到破坏自然无异于毁灭人类自身。人类从“自我反省”开始, 自觉地寻求同自然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这是在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向自然的复归, 也是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时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奴隶, 也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 自然不再是人类的压迫者, 也不再是被人类任意破坏的对象, 而是实现了天道和人道的和谐统一。目前, 我们还仍然处在“天人对抗”的压迫阶段④( P277- 27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简短的结论: 和谐及和谐社会是一种人与社会的成长过程, 一种历史的进步状态, 它首先是指个体人的身心( 包括生理、心理) 处于一种平衡、协调、满意的状态,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处于平衡、协调、满意的状态, 其次是指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平衡、协调、满意的状态, 最后还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协调、满意的状态。之所以是处于平衡、协调、满意的状态, 而不是最好或最佳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相对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而言, 和谐社会是一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公民自觉也是一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从特定意义上说, 和谐社会的程度受制于公民自觉的程度, 公民自觉的有限性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有限性, 反之亦然。当然, 在和谐社会与公民自觉的正相关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政府自觉对于公民自觉、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问题有待于另文阐明。

  

   参考文献:

  

   1原载于《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6卷第2期。

   2薛晓源,等.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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