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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更新时间:2019-07-08 08:51:0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与人民共和国相伴随的中国当代政治学走过了70年历程。这是一段前接晚清、民国肇始的现代政治学,后启与中国主题凸显的政治学建构的发展过程。中国当代政治学的国际与国家主题出现两轮循环,首先是受到苏联政治理论的决定性影响,让中国的国家话语受制于国际话语;其次是受到美国政治理论的全方位影响,让中国的国家话语再次处于蛰伏的状态。直到跨越21世纪的门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主题从国际转变为国家,在国家主题中凸显中国主题,这是中国硬实力显著增长的产物。政治学“中国”的建构属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范畴,还处在一个起点上,需要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久久为功,做出艰苦努力。

  

   关键词:中国  政治学  国际  国家  显隐

  

   中国现代政治学始自晚清,成熟于民国,再造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治学的再造,既秉承了百余年来政治学致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大旨,也走过了自己探问“现代中国”的曲折历程。70年中国政治学以此形成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特殊主题。基于不同主题之间的转换,构成一部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史。这里的主题转换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政治学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等等的转变,二是政治学背景主题如国家—国际的转变。涉及第一类主题转变的论述甚多,关于第二类主题转变的相关论述较少。显然,围绕第二类主题转变的论述所具有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第一类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确立的政治学主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国家定位问题,也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自我意识的成熟度问题。70年之间,中国的国家话语经历了隐匿与彰显的两个循环,这是与国家建构的硬软实力状态完全呼应的情形。

  

一、先声:中国政治学的“中国性”


   就现代分科学术而言,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与两个因素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中国现代转型需要政治学的理论支持,因此促使政治学介入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促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创生。二是在比较文化的局面中,中国人自觉运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知识“整理国故”,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进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确立。前者是一个实践需要而促进理论建构的问题,属于社会政治史与政治学互动关系要考察的论题;后者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知识建构的专门问题,属于直接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尝试。

  

   从现代知识视角看,可以说最早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梁启超对之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表达:“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止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实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是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1]这中间的关键意思有三层:其一,作为一个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体系处在同样应受尊重的位置。其二,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主要文化体系的特点,那就是擅长于思考人生与政治问题。其三,中国文化所擅长思考的人生与政治问题,在学科归宿上属于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不过,这是“以今语道之”的结果,而不是古已有之的思想表述形式。由此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致思建构,是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为知识依托进行转述的产物。

  

   这样的断定,可以说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种共识。萧公权在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也毫不讳言地指出,“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2]萧公权在具体论述中也随时随地在中西比较中立论,以此呈现中国政治思想漫长历程中重要思想家及其学说的特点。在这里,之所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诸政治学科的代表性学科特别提出来讨论,就是因为这一学科对兴起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学之展现“中国性”特质具有特殊意义:政治学需要在其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它的国际趋同性与国家独特性,以彰显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目的,也就是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的理论鹄的。

  

   政治学是始自古希腊的西方分科学术。[3]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为奠基性著作。与古希腊文明同时出现的其他文明,也都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都没有直接命名为“政治学”的学说体系。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作为舶来的分科学术,与所有非希腊地区的广大区域处境相同。直至晚清,中国才有了命名为“政治学”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应的学术作品。这是与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大致历程是,“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4]随着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勃兴,“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硁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5]可见,自晚清传入中国的现代政治学,明显具有双重指向:首先是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其次是为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供给学术资源。这就注定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制开辟进路。这是此后中国现代政治学呈现出来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建构双重关注的基本学术风格。

  

   在民国阶段,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令人瞩目。一方面,一批政治学专门著作出版,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另一方面,大学中设置的政治学专业院系数量明显增多,高峰时期达到四十几所。再一方面,政治学界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会员达到140余人,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尤其不乏奠立中国现代政治学学术研究基础的知名学者。[6]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现代政治学传入中国不久,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在学术研究与实践运用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7]如果说后一方面的问题表明政治学的中国社会需求有限的话,那么前一方面直接显现出中国政治学学科品质有待提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科类型划分,政治学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实践科学,它必须与其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经验紧密结合,否则就失去了落地生根的肥沃土壤。在晚清民国阶段,由于政治学的“中国性”远远弱于它的“国际性”,中国政治学的发育不能不说是不太健全的:就现代国家来讲,与国家建构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应当是一种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才能既回应国家发展的政治学需求,又符合国际话语建构的对话需要,就此解决国内成员的国家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两大国家建构基本问题。但论者指陈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特点,显然处在转述国际政治学话语的状态,政治学的“中国”完全隐匿在国际通行的政治学话语的背后。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历了三个政治体的连续更迭。在这一期间,政治学的中国理论发展与政治学的中国实践需要之间是显著疏离的。这是几个因素所注定的结果:一是政治学作为舶来品,本身确实需要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著作,以确立它的学术基础。在这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学学术著作的引进比较偏狭,主要限于介绍性著作,尤其是限于教材的引入与再加工,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当属必然。像钱端升那一代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又主要从事行政学的研究,颇有些带偏中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遗憾。因此政治学研究很难切近中国现代转型的急迫需要。二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急骤性,让政治学研究者完全来不及为之提供理论支持或有效论证,因此几乎处在“临阵磨枪”的研究状态,政治学研究者几乎都是急急忙忙将西方政治学某一著作或论断拿来应对中国政局的政治学需要。无论是严复一生从译述西方政治学转向推崇早期蔑视的中国传统,还是储安平时政评论中的拉斯基影响,都表明中国政治学缺乏理论建构的能力与因应实践需要的从容。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思想市场很不健全,政治思想探究受制于政治权力的走向。晚清阶段,清政府对立宪改革的虚与委蛇,让现代政体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接引迅疾夭折。民国时期,由于蒋介石本人左打苏联,右打美国,声称要走出一条以礼义廉耻治国的中国式道路[8],这就让引进的西方政治学与苏俄政治学都处于不受权力待见的尴尬状态。尽管蒋介石声称中国的现代建国仍然遵循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进路,似乎旨在彰显中国特性,但论证粗疏,尤其是失于中国性与国际性的平衡。加之这种来自国家权力方面的政治学话语与理论界的学术话语疏离,让所有政治学理论处于一个缺乏有效思想争论的窘境,因此无法获得有力论证自己思想的氛围条件。如果说在晚清民国这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学完全没有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性”,或者说完全处在一个在万国政治学话语之间摸索“中国性”的状态,那绝对是一个符合中国政治学发展实际的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的国家话语建构被外国同行提供的通行国际话语所遮蔽,或者说前者隐匿于后者之中。

  

二、“向苏联一边倒”: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处在执政位置的政党领袖依据自己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政策。这一政策,直白表述出来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略而未表:中国在向苏联一边绝对倾倒的同时,拒绝与美国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策定势。

  

当建政者决定“向苏联一边倒”时,便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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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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