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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更新时间:2019-07-08 08:51:0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便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模仿苏联政治学—法学的特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者,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史来看,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学科就被取消掉了,长期只能以政治时事或思想政治教育的面目继续发挥作用。二者,从政治学被取消的理由上看,具有政治与学术的两种缘由。但两种缘由都与国家权力的取向紧密相关。从学术角度看,“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10]这是一种学科设置的理念对政治学取消发挥作用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关切政治,尤其是革命政治的理论形态,但同时又是支撑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观念体系。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成就是组织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在夺取政权的政治理论建构上成就突出,相形在建构国家新机制的政治理论建构上尚存不足。接掌政权的现实政治处境,让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忙于应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问题,而无暇应对相应的政治理论建构任务。因此,中国的政治理论思考也就呈现出紧张应对实际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展现纯粹政治理论思考的兴趣的特点。这种政治思考的实用取向,也妨碍政治学理论的专深研究。

  

   “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就此发挥出双重功能:不仅可以解决新生中国政权的权力依托与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为中国输入支撑国家权力体系的现成理论。正如毛泽东在建政前夜所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1]可见,处在建政可期的位置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之所以确立起来,具有国外与国内两种缘由:从国外看,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中国必须决绝地走苏联的道路。从国内看,动员工农结成统一战线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其实也是走苏联道路的产物。“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2]这是一种由国际话语建构国家话语,从国际经验凸显中国道路的归纳总结。

  

   在预估未来的时候,毛泽东也以苏联的经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信心。“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3]确认苏联“先生”的地位,也就等于确立了中国的“学生”位置。由此也就等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政治理论表述方略:苏联是先行者,中国是跟随者。因此中国对苏联的政治理论建构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亦步亦趋关系。这不仅从前述政治学学科的废立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理论话语总体上一直受制于苏联相关话语的定势上得到证明。众所周知,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彻底决裂之后,这样的状态也没有出现过结构性改变:这不仅从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及其表述的相近性上呈现出来,而且也从政治理论话语的格式化表达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种种问题的语式上体现出来,并且在政治理论或思想政治话语建构与高等教育体系上也一直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悉心仿效苏联,对中国新政权的政治理论建构来讲,既是基于经验上的必须仰赖,也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还是因于国际关系政策倾向的必然定势,更是因为政治运思中的国际考量碾压国家话语的注定结果。衡诸现实,“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其实具有结构上的两面性,一面是倾心仿效苏联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取向,一面是从中摸索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张力:以苏联政治理论话语及其制度进路为代表的国际话语,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国家建设进路,有一种到底是唯苏联马首是瞻,还是逐渐脱离开苏联模式而挺立中国独特性的分途可能。

  

   中国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向世人表明,中国并不愿意臣服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制度模式,中国试图维护自己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特性。循此思路,在政治理论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坚定地认为,中国才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统路线。就此而言,中苏论战中方的“九评” [14],充分显示出中方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不再接受苏联领导地位的立场。不宁唯是,中国党政领袖直接主导的“九评”,在总的政治意识形态评价上,已经将苏联钉在了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这是一种中国自认具有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与领导地位的正式宣示。同时,中国党政领袖也认定,苏联进行的经济模式改革,以及后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的缓和努力,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都是必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方向上严厉拒斥的做派。中苏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建构之争,让中国在态度上明确拒绝接受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这是对中国建构独立自主国家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明确且系统的表达,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以国际话语的形式进行的一次完整表达。“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15]可见,将“九评”放置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理念史的角度看,乃是一次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对曾经绝对主导中国发展的国际主义的霸权话语的决绝告别。

  

   但是中苏的决裂并没有促成真正反映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民族性、国家化与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在中苏分裂基础上浮现出来的中国政治理论,是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过是苏联斯大林时期政治话语的中国式极左改版。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左理念的社会传播体系,而不是有力促使中国政治现代转变的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因此,从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关系上看,依然处在前者碾压后者的既定状态之中。

  

   这与当时中国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政治局面,以及这一局面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脱节的国家情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抓革命”是国家政策的主调,“促生产”便成为辅助性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国家的经济能力不强,国家由此为相应的国家建构事务如政治发展及其研究等提供的物质支持严重不足。相应也就使国家的政治理论话语建构成为与公众疏离的领袖个人事务。按照邓小平的总结,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便成为几乎不用偿付成本的“空话”或“套话”。加之国家全面取消了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政治学学科,使之依附于法学学科教育之下,变成名存实亡的一门学科。更因为法学教育被严重扭曲,成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且铁定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16],法政学术研究几成领导人政治意志的机械转述。因此,国家实力的不济复加国家政策导向的失误,让中国无法产生切近国家发展经验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试想,在一个自认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统的国家,怎么可能催生反映国家政治发展态势——无论是应当态势还是实际情形——的政治理论呢?!而在政治理论的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先后次序上,国际话语绝对领先于国家话语,其实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创制政治理论的一般情形:只有从国家情景出发的政治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经验性支持,也才可能具有理论的原创性,由此为别的国家的借鉴提供可能,进而呈现其国际性或普适性的一面。当时的中国,却将政治理论的国际话语这些“空话”或“套话”置于国家话语之前与之上,因此无法提供切近政治生活现实的原创性政治学话语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的”政治学话语就此陷入云遮雾障的状态,未能显山露水,也就不是令人惊怪的事情。

  

三、“悉照美国”:另一种强势国际话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其构成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前,中国尝试模仿快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建国目标的苏联,却仅仅积累起沉痛的教训。因此,国家发展的方向必须扭转,才有望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与富强”的国度。此后,中国确实转向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轨道,不仅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而且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之思。自晚清以来,中国此时此刻才真正让国家运行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相应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尝试创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适性质的政治学理论。但这个进程的开始,不是从国际话语一下子落定为国家话语,或国际主义话语一变而为民族主义话语,而是首先跳跃到另一种与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尝试对接的国际“先进”话语与制度,从此前的苏联转变成美国。中国努力对接的是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学话语与制度实践模式。

  

美国与苏联是两种类型的国家,但同时又都是对后发外生的、尤其是落后的现代国家具有示范性的国度。美国是渐进崛起的现代国家,在现代建国百余年之际,崛起为世界强国。但美国之称雄世界,长期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局变化趋势相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典范,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自然是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敌人。苏联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其强有力的国家权力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改造成一个足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垒的强大国家。这令所有处于“落后挨打”的后发国家艳羡。这是一种在情与理两方面都可以理解的羡慕:任何一个希望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进入强盛国家行列的国家,都希望成为苏联,而不希望成为长期渐进发展方才崛起的美国。而且苏联的国际主义示人以平等对待落后国家的新面目,不像美国那样似乎仍然充满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性与掠夺性。就此而言,中国全情投入苏俄的怀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超苏俄。一旦一个落后国家走出革命建国的激情,将国家建构问题放置到理性的平台上衡量,美国的建国模式与发展态势,对落后国家的吸引力就会超过苏联。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发展的比较观察中,呈现出苏联对卫星国的资源掠夺与政策控制,而美国相应政策的刺激性不如苏联,这就给落后国家处理与苏美的关系展示了不同前景。加之从二战后的国际阵营发展的结局来看,与苏联关系紧密的国家愈来愈穷,而与美国友善的国家大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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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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