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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 斯泰纳:源自个人选择的正义

——访谈左派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希尔·斯泰纳教授

更新时间:2019-07-05 23:49:03
作者: 李石   斯泰纳  
而且,我相信,伯林能够被德沃金说服,认为资源平等与自由是相容的。我自己的自由至上主义版本通过将“平等的自由”(equal liberty)作为一项根本原则,而使得这两种价值得以相容。我认为,卡特与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通过论证每个人都拥有获得平等的自由的基本权利,而使得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可以相容:正是自由本身应该在人们之间平等分配。所以,跨越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恰恰是确保每个人获得等量的纯粹消极自由。

   李石:“等量的纯粹消极自由”与罗尔斯所说的“平等的自由”是一致的吗?

   斯泰纳:不,罗尔斯是在韦斯利·霍菲尔德(Wesley Hofeld)⑥的意义上或者说规范的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一概念。他在正义的第一条原则中所提到的“平等的自由”应用的是霍菲尔德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使自由等同于“允许”。例如,“我有驾驶我的车的自由”,其含义是我被允许驾驶我的车,也就是,我驾车这一行为不会有损于任何义务或责任。但是,如果其他人偷走了我的车钥匙,或者将我拴在我的房间里,那我仍然有驾车的自由,或者说被允许驾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却失去了驾车的纯粹消极自由:我在物理意义上被另一个人阻止驾驶我的车。所以规范意义上的霍菲尔德式的自由概念与描述性的、经验性的自由概念是不同的:亦即不同于霍布斯和伯林所使用的纯粹消极自由概念。而罗尔斯使用的正是这种霍菲尔德式的规范的自由概念。通过保证每个人获得等量的纯粹消极自由,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想让每个人拥有一种基本权利,不受阻碍地获得等量的“行动空间”(action-space),即我们的行动中可能会用到的所有的物质性物体和可能触及到的时空位置。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想要论证的是:每个人对平等地不受他人阻碍有一种原初的权利(original right)。

  

   三、原初权利与衍生权利

  

   李石:您刚才提到了“原初权利”这个概念。在《论权利》中,您区分了“原初权利”与“衍生权利”(derivative rights)两个概念。您能阐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吗?这种区分对于分配正义有什么影响呢?

   斯泰纳:我们首先要明确,在任何正义理论中,所有提到的权利要么是原初权利,要么是衍生权利。衍生权利是通过其他权利的实践性选择而产生的权利。例如,通过签订契约,或者用你所拥有的东西生产出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权利都是衍生权利。与此相反,原初权利不是衍生的权利:其他权利可以从原初权利中衍生出来,但原初权利本身并非由选择而被创造出来。在政治哲学中,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权利”或者“人权”是原初权利,我们拥有这些权利仅仅因为我们是人类,而不是得益于任何人的选择。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这一区别:假设我对这本书有权利。我从书店买到这本书。在我买这本书之前,书店对这本书有权利。而书店从出版商那里买到这本书,所以出版商之前拥有对这本书的权利。由此看来,衍生权利通常通过一个长长的交易过程而被创造出来:而这正是实践权利的过程。包含在这一系列交易过程中的权利总归有一个起点,而我将这一起点称作“原初权利”。这本书是用纸做的(纸的原料是树),由劳动所创造,所以人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共同制造了这本书。类似的,在其他所有的生产过程中,都是人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共同制造出产品。当你回溯这一系列生产要素及其拥有者,直到最初的开端,你就到达了原初权利。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对平等的消极自由有原初权利。而这一权利直接推导出其他两种权利:每个人都有“自我所有权”——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每个人都对自然资源(例如造纸所需要的树)拥有平等的权利。与“自我所有权”一样,对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也是从平等的自由的权利推导出来的。对绝大多数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来说,平等的自由是唯一的原初权利。在下面的谈话中,我会进一步讨论对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现在先说这些。

   原初权利和衍生权利的区分与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独特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每一种分配正义理论都能通过其分派给人们的原初权利的种类进行分析。

   以罗尔斯的理论为例:罗尔斯自己没有使用原初权利这一概念,但你能准确地将罗尔斯的理论描述成它是基于三种原初权利的。第一,对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权利;第二,对平等机会的权利;第三,拥有“差别原则”赋予人们的资格的权利。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所隐含的权利是属于最少受惠阶层成员的:这些人有权利使他们的收入达到可能的最大值,只要这么做不会侵犯罗尔斯所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原初权利。

   另一方面,在左派自由至上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我所说的对平等自由的原初权利意味着我对我的身体(对身体的劳动)有权利并且对分享自然资源或者是与自然资源对等的现金(以及去世的人的财产)有平等的权利。所以,任何正义理论所规定的分配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一理论所分派给人们的原初权利是什么。

  

   四、关于私有权的理论

  

   李石:我们都知道,不论哪一种现代分配正义理论都必须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来考虑问题。私有权是自由市场得以成立的最根本的条件。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对私有权进行了论证,而这一论证几乎成为所有当代分配理论的基础。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洛克的私有权理论提出质疑。您是否同意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证?这一论证有什么问题吗?您是否认为除了私有权,还有其他可行的所有权形式?

   斯泰纳:我基本同意洛克的论证。17世纪,当洛克撰写《政府论》为私有权进行辩护时,是要抨击当时一种支配性的政治教条,这就是“君权神授”论。根据这一理论,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威,这一权威来自上帝:所有臣民、所有土地、甚至社会中的所有财产都属于国王,是他的个人财产。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国王的奴隶,而且没有反对国王的权利。这就是洛克想要攻击的教条。洛克认为,首先,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含义是:没有人天生对他人拥有权威。上帝并没有使一些人变得比其他人高贵,使其对所有人拥有权威。洛克认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亦即,没有人天生是奴隶。洛克从自我所有权出发,推导出人们拥有他们身体的劳动。并且,如果他们将这一劳动应用于土地和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拥有劳动的成果,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我同意所有这些推理。

   同时,洛克还注意到土地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说,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将足够的资源留给他人享用。用洛克的话来说,每一个进行私有化的人都应将“足够的以及同样好的(enough and as good)资源”留给他人享用。而诺齐克将这称作私有权的“洛克条款”。

   诺齐克认为,洛克在这里关注的是效率:如果不允许将土地私有化——如果任何人可以去任何一片土地——那么你就不会发展农业,因为你不能确定你的谷物长出来之后还属于自己。所以,如果人们能够将土地私有化,这将是更富成效的。诺齐克还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得到任何土地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抱怨分配不公,除非其生活没有因整个私有化过程而得到改善。然而,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不同意诺齐克对这一条款的阐释。

   我自己对私有化的历史了解得并不多,但不论怎样,我都不同意诺齐克对“足够的以及同样好”的阐释:如果你将我本来可以从中获益的一片土地或者某一自然资源私有化了,那么你就应该补偿我,这才公平。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所有的私有土地所有者都应该补偿那些被他们排除在某片土地之外的人们。所以说,这些都要看你如何阐释洛克。

   至于我是否同意洛克对私有权的论证,我肯定同意自我所有权原则,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同意这一原则。我也同意劳动混合原则(labor-mixing),这一点与大部分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同意其与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关的一些观点。洛克对私有权之论证的问题在于:将“足够的以及同样好的”留给他人这一条款的模糊性。我认为,洛克还默认人们对死后的财产拥有权利。在这一问题上,他甚至从没考虑过相反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应该被考虑到的。在谈到遗产税时,我会详细讨论这一点。这些是洛克的私有权理论的主要问题。但是,我认为他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李石:在对私有权的论证中,洛克还提到,99%的产品价值来自劳动,只有1%来自自然资源。我觉得这个结论也不太可靠。

   斯泰纳:是的,他没有说他从哪得到这些数据的。在我看来,这些数据不可能全都是准确的。随着技术的变迁、历史时期的改变,组成社会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会有很大的变化。在机动车发明之前,蕴藏石油的土地的价值要低很多:现在,人们有许多车,需要大量的石油,地下有石油的土地的价值就会高很多。同样的道理,在塑料被发明之前,蕴藏石油的土地的价值也相对较低。所以,我想99%与1%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对。

   不论正确的数值是什么,这涉及土地所有者应该向政府交多少税⑦,再由政府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在我发给你的那篇文章⑧中,我引用了一本美国1985年出版的书。书上说,1985年美国的土地税足够支持每个中等规模的美国家庭——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获得每年2万美元的基本收入。⑨我想,这在1985年的美国算是很不错的了。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得工作,但这一税收数额与洛克和诺齐克所建议的要多很多。

   另一方面,替代私有权的其他所有权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人们或者国家可以集体拥有财产吗?在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可能的。一些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也经常是集体所有的——由股东们集体所有,可能会有很多股东。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年这个公司都会召开一次股东大会,有时候会有上千个股东参会。集体股东是公司资产的法定所有者,包括机器、厂房、未出售的产品、建筑用地,等等。但我认为,这虽然代表着集体所有权,但实际上还是私有产权,这个企业并不是共有的或社会的财产。一样东西要真的成为非私有的财产,那它必须是国家所有,而且国家还必须是民主制的。因为,如果它被一个非民主制的国家所有,那它就成了独裁者的私有财产,这非常像上面提到的17世纪洛克所抨击的国王的神圣权利。

   我们很难将资本主义政体中的私有企业与纯粹的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假设,我有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走进通用汽车的厂房,使用其中的机器或工具?不是的,我不能使用任何东西。我可以做的仅仅是分享公司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指导公司的政策,但我必须与其他股东一起分享对公司的决定权。比方说,我可以告诉公司的管理者,他们不应该再生产某一型号的车了。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如果集体的股份所有者在对通用汽车作出决策,那么,即使国家将通用汽车国有化了,也不会有区别。我想,大部分人会说,国有化不过是将每一个公民变成了通用汽车的股东,这一权利或多或少与私有企业的股东所拥有的权利是一样的。

   李石:这一结论是否只有在国家实行民主制的条件下才成立?

   斯泰纳:是的,完全正确。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如果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如果国家最终由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控制,那么将所有公民看作是国有财产的共有产权者就是非常错误的。要成为股东,人们必须拥有真正的法律权威,至少有权选择决定公司政策的人。

李石:您怎么看待现在正在兴起的“分享经济”,像“爱彼迎”,“OFO”这样的公司?您认为这是区别于私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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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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