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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吴万伟:论中国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

——对读者评论的回应

更新时间:2019-07-05 23:39:43
作者: 贝淡宁 (进入专栏)   吴万伟  
无法给所有公民一种参与政治权力的希望,对体制外的人而言,这种制度很难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拙著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合法性论证资源——民族主义、政绩、选贤任能——在未来是不够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通过民主改革的手段来解决。笔者提出的观点是就“垂直的民主尚贤制”进行全民公决,这是公民清晰表达赞同与否的形式。笔者为全民公决辩护的理由是选民往往充分了解实情,如果与常规性的民主选举投票相比,他们在公投时对重大宪政问题是知情的。笔者的观点得益于自己两次参加魁北克独立问题全民公决的亲身经历。但是,本书出版之后的英国脱欧公投已经动摇了笔者对全民公决的信心。如果连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的选民都会以不理性的方式投票——英国选民的教育水平越高和他们与国内欧洲移民的实际互动越多,投票支持脱欧的比例越低——我们为什么期待在相对贫穷和没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选民投票时会更加理性呢?如果中国举行垂直民主尚贤制的全民公决,或许应该同时实行尚贤色彩的监督制衡,如由独立专家制定有关政治选择的多项选择问卷。

   但是,在中国背景下,全民公决的建议或许显得有些牵强。与此同时,需要其他机制来为政治制度赢得更多的民主合法性,尤其是赢得体制外的人的认可。在这方面,章永乐和曹峰的评论特别有帮助作用。章永乐认为公共教育需要倡导“尚贤”,“以便维持这样一种民意:政治家是一个需要特殊才干的职业,需要培养和锻炼,尽管获得培养和锻炼的机会具有开放性,但最终能够进入到这一职业路途的,只可能是少数人”。但是,也有一种需要来确认这个观点,“即便是未能进入这一职业路途,普通人在社会基层,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有可能做出卓越的成就,得到国家的承认和表彰”。毛泽东的革命时代留下普通人得到国家承认和表彰的可能性。其中,关于政治美德有一种更少知识分子色彩的认识:“获得荣典的一线劳动者,也经常能获得政治提拔,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这些选拔人才的实践塑造和加固了一种社会信念:平凡的职业是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的,甚至有可能通过‘又红又专’的表现,从其他职业,转到领导岗位上,接受组织的锻炼和培养。”⑨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对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反智主义,如针对敌对阶级“坏分子”的暴力。今天的挑战是在尊重不同政治美德的同时并不激烈地批判体制外群体。

   章永乐认为维持合法性的最大来源来自革命年代产生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是为了政治精英树立亲民形象的‘亲民路线’。‘群众路线’反对的是少数精英‘先知先觉’、所以可以自上而下地指导‘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者的看法,而是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被集体的实践不断修正的过程,党员干部只有深入群众,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够克服自己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形成更为符合实际的认识,而这对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要践行‘群众路线’,还需要‘找到群众’,这不仅需要干部往下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基层社会的某种组织化,从而在决策者、执行者与基层社会之间,建立起无数的毛细血管,这有助于决策者迅速听到基层社会的政策诉求,并作出及时的回应。而一个具有很强民意回应性的政治体制,无疑更能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⑩

   章永乐的论证发人深省。践行群众路线是为无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赢得广泛支持的合法性的方式。今天,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现有和未来的官员通常都需要长时间在贫穷农村地区工作,以此帮助培养干部的觉悟,使其对社会最弱势的群体的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11)。但是,当前的基层并没有充分的机会成立自发性组织。

   曹峰的文章讨论了道家对尚贤制的批判。儒家和墨家在先秦时期为不同的政治尚贤制概念辩护,但是道家反对尚贤制。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尚贤、不使能的观点:“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其基本观点是任何形式的竞争性社会——包括鼓励基于政治贤德概念的竞争都让人变成羡慕他人和嫉妒他人的“失败者”,所以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最好放弃任何竞争欲望。因此,“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统治者应该限制竞争和野心驱使的政治,这意味着反对用智用贤。

   同样,庄子也反对尚贤。他赞同老子“尚贤”将导致充满竞争和混乱的社会的观点:“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庄子·庚桑楚》)庄子进一步指出区分贤与不贤的观点本身令人怀疑。每个人的才能都是有限的,其视角难免偏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人间世》)人们只是居住在特定的地方,处于特定的情景中,获得的知识有限,却常常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全部真理,没完没了地从自己的视角看问题或者阐明自己有限的观点。“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圣人无论有多聪明,他也不能避免卷入到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导致灾难的政治阴谋中:“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庄子外篇·胠箧》)所以,解决办法是放弃追求智慧的观点,“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庄子·天地》)。

   老庄传统在反智主义方面或许看似非常极端。但它的确提醒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观察视角必然是有限的,意识到需要对那些傲慢地宣称掌握全部真理和充满信心地确认其政治效率者表示怀疑。解决的办法不是放弃某个视角比其他视角更好的观点——庄子至少承认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人比没有意识到的人更好些,也不是放弃选拔在才能和品德上高于中等水平者的想法,而是选拔任用拥有多样性才能和不同视角的官员,以帮助纠正任何个体的局限性。曹峰认为,黄老传统与道家的见解可以用于实现政治目的:“既然是一种政治思想,就必须通过贤能之士加以贯彻和实施,因此,不可能像老庄道家那样无条件地怀疑、排斥贤能,甚至将其视为祸乱之根。相反,为何需要贤能、需要怎样的贤能、如何使用贤能,成为黄老道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一环。”(12)

   在政治实践中,君王需要承认他自己不能任何事都亲历亲为,需要任用精明能干的官员。甚至最聪明的圣人的知识和视角也是有限的,需要得到帮助和批评:“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淮南子·修务》)为了让官员放开手脚,大胆作为,君主必须实施无为的策略:“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吕氏春秋·分职》)

   考虑到知识和视角的局限性,君主应该尽可能多地选拔任用不同背景和技能的官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进斗,不可令持坚;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财;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不可令应变。五者,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浅矣。”(《文子·自然》)总而言之,君主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网罗天下贤才,因人善任,才尽其用。

   在无君主的政治制度中,黄老学派或许建议反对独裁统治,尤其是如果统治者陷于个人崇拜,被称颂为最聪明和最仁慈的人。在集体领导制中,不同的视角能够为高层的政策制定过程提供指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高层集体领导也需要配备有不同背景和不同才能官员的各级政府庞大官僚系统的支持。但是,即使这种制度也不能充分减少道家对政治尚贤制黑暗面的担忧。在现代世界,运行良好的选拔任用不同才能和背景的官员的政治尚贤制,也需要得到竞争激烈的教育体制的支持,这种教育制度旨在选拔和教育英才。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竞争心态将导致没完没了地追求成功,这给“失败者”造成痛苦和怨愤,从而播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道家的这些担忧将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种制度奖励那些成功创造消费者新需求和新欲望的公司,人们永远不应该满足现状。

   那么,在当今时代,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减缓和消除政治尚贤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呢?或许最好的方法是强调职业官员并非通向有意义生活的唯一道路。这意味着给予服务社会利益的“非政治的”生活方式更多的社会尊重和物质价值,如农民、家庭保姆和体力劳动者等。这也意味着为怀疑尚贤制的势力留下存在空间,但需要确保其不会对整个体制产生真正的威胁。当今中国最引人关注的社会发展是一种“萌文化”的快速传播:可爱动物、机器人、视觉情感符号(emojis絵文字/えもじ)为公众所普遍认可,并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交互动。这种趋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13)。当时,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为竞争激烈的教育制度支持的尚贤文化所支配。

   在过去十年,“萌文化”像野火一样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充斥着可爱的酷狗和萌猫,使用卖萌表情包几乎是社交媒体交流的必需,甚至也用在官方背景如大学管理者的交流中(14)。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萌文化”会如此迅速和深刻地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一种解释是它有助于尚贤竞争。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观看卖萌的形象有助于让人的行为变得更加认真,注意力更加集中,这给学习和办公室工作都带来潜在的好处(15)。但是,对于政治尚贤制的辩护者来说,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既令人担忧又令人振奋。一方面,“萌文化”代表了对整个制度的反抗——不是认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无趣和辛苦工作的(大部分是男性)官僚价值观,而是肯认玩乐的价值观和某种程度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萌文化”减弱了“力争上游”的竞争欲望,帮助安抚尚贤竞争中的“失败者”,从而让尚贤制保持稳定(16)。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善和巩固垂直的民主尚贤制,那么我们不仅能够从儒家和自由民主派那里,而且能够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和道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和道家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尚贤制在体制外群体中的合法性——体制外群体没有机会进入权力等级体系,没有参与更高政治职位竞争的必要渠道。群众路线能够帮助基层民众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帮助精英对群众的需要作出更积极的回应;道家对尚贤体制是否值得向往的怀疑,能够赋予得到社会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如“萌文化”以合法性,这些生活方式让政治尚贤制的“失败者”看到生活的意义。

   注释:

   ①[加拿大]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宋冰审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②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与贝淡宁教授商榷》,《文史哲》2017年第5期;刘京希:《构建现代政治生态必须祛魅贤能政治》,《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③参见章永乐:《贤能政治与中国革命的经验》,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333.html;曹峰:《先秦道家对于贤能的思考》,《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

   ④第五个评论(方朝晖)非常有趣,但笔者不愿作出回应,因为它不涉及政治尚贤制与《贤能政治》一书。不过,笔者赞同方对白鲁恂(Lucian Pye)的批评。

⑤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丹麦是最接近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的国家(请参阅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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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史哲》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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