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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更新时间:2019-07-05 00:48:36
作者: 范金民  

   内容提要:明代中期起,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商品流通愈形发达,白银逐步货币化,商业税率相形变轻,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看法的改变,构成了形成地域商帮极为有利的全国大背景。与此同时,各地的商品生产特点,自然地利条件和产品结构,明廷的边防边贸和对外政策,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对待经商的认识等各种因素,成为各地商帮兴起的地域社会因素。

   关 键 词:明代  地域  商帮  社会背景   Ming Dynasty  region  commercial groups  social background

  

   自明代中期起,全国各地陆续兴起一支支地域商帮,成为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对于各地商帮兴起的原因或前提,既有研究或多或少作了探讨,但不是过分强调全国的情形,就是过分强调各地的因素,而鲜有兼顾全国与各地情形者。这就不足以说明何以在明代中期在那些地方形成了一支支地域商帮。今结合各支商帮兴起地的情形和全国的情形作些探讨,期能有助于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一、地域商帮兴起的全国背景

  

   一是明代中后期交通条件的改观,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从而推动各地商帮的兴起。

   明代元而兴,山河一统,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无不来庭”。① 诚如崇祯时宋应星所感慨的,其时“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② 全国统一,水陆畅达,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明廷为了利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转输漕粮,先于永乐九年(1411)由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等重浚会通河,负重载的大船得以通过;又于永乐十三年由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设闸建坝作涵洞,以时启闭,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③ 漕粮官物通过运河转输的同时,数量更为可观的民间商品也经由运河南北贩运。为了巩固边防,明廷又特别注意北部及边防路线的修建,尤其在永乐时期,为了对付蒙古势力,便利军队的往来与粮饷辎重的输送,修建的道路更多,北边与内地的交通贯通便捷。由肃州通向西域的道路,经过明初的修筑,也通行无阻。到明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较前大为发展。根据隆庆四年(1570)成书的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所记,其时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通过8个方向,构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而且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除了原有的水马驿路外,还有许多新路。如南北两京之间其路有三,两京至江西南昌之间其路有四,南京至四川成都其路有四,南京至山东济南其路有三。④ 在这些商道上,商品流通极为频繁。在南北大运河中,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⑤ 在华中经由江西越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商道上,正德时人张弼说:“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⑥ 在福建与江南之间,嘉靖、万历时太仓人王世懋描写其商品流通的盛况道:“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⑦ 伴随着道路交通的畅达,商品流通日益兴盛繁荣,商人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以收规模效应,增加实力。可以说,交通条件的改观,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推动着商人结成群体。

   二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有利于商人集团的兴起。

   明代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棉布和丝绸的生产。

   棉花在宋代已在闽广及陕西地区种植。入元以后,植棉技术逐渐由南方传入北方,到元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广泛种植。进入明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⑧ 所谓“遍布天下”,实际上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湖广和江南的松江、太仓、嘉定、常熟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江南,棉花和棉布生产基本是脱节的。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生产地区,每年向全国各地输出几千万匹棉布。其行销范围,松江布最广,覆盖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域。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⑨ 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可以畅销于各地。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记载:明代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记载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但由于区域内调剂和向福建等地输出,江南每年要从华北地区输入北花,甚至从湖广地区输入襄花。山东、河南等植棉区,由于不善织布,每年却要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而向江南等地源源输出棉花。万历中期河南巡抚钟化民奏:“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⑩ 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而寡于艺”。(11) 由于棉布生产集中在江南一隅以及全国棉花和棉布生产的脱节,就形成了“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商品花、布流通格局。(12) 这样的花、布流通格局,就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山陕商人、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从事大规模、远距离的棉花棉布贸易提供了可能。陕西“三原俗相矜市布”,(13) 徽州、洞庭商人以山东临清为中转地大规模经营江南棉布,正是与江南棉布的这种流通格局相适应的。

   明代的丝绸生产,仅仅集中在江南、川中、山西潞安、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广州等少数区域,而尤以江南的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部分属县最为兴盛,即清初唐甄所说的“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的范围。(14) 实际能向外地输出丝原料的只有江南和川中。嘉靖、万历时人郭子章曾描述过这种情形:“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多,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15) 而能向海内外输出大量丝绸的实际只有江南。这就形成了江南丝绸畅销于海内外的单向商品流程,且为徽商、洞庭商人、山陕商人、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从事大规模、远距离的生丝和丝绸贸易提供了可能。万历时人张瀚说杭、嘉、湖丝绸之府,“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6) 清初人唐甄在《潜书》下篇下《教蚕》中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三是白银货币化改变了支付手段,提高了结算效率,推动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有利于商帮群体的产生。

   在赋税征收方面,明初各地以实物即本色交纳赋税,官员到南京支俸,朝廷虚糜廪禄,官员不得实惠,正统元年(1436),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400万石,每石折银2钱5分交纳,共100万两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金花银”原来只是指成色好的银,征收地还有局限,但赋税由实物改为交银,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其势不可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云,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就扩大到全国,“概行于天下”,除了起运兑军粮食,赋税以银解京,“以为永例”。正统年间金花银的产生,使得白银作为大规模流通量货币有了可能。实际上,大明宝钞发行后不久即壅滞不行,明廷几度努力试图保持宝钞的货币主体地位,但收效甚微。《明史》卷八一《食货五》记载,到嘉靖时,铜钱也难行用,民间交易“益专而用银”。正德、嘉靖年间,各地纷纷实行均徭法。所谓均徭法,“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资力之如何也”。其宗旨是征发徭役以田产为准。其结果是“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17) 嘉靖年间开始,各地更试行财政收支、丁粮征收及官府佥募徭役均以银计算的“一条鞭法”,一概计亩征银,到万历九年(1581),普遍实行于全国。一条鞭法将人丁和人户的庸调都转移到了田亩中,加大了田产在赋税中的比重,减轻了人丁的负担,客观结果如户部尚书葛守礼所称,“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18) 以致人称“卖贩之流,握千金之赀无垄亩之田者,征求不及焉。此农病而逐末者利也”,(19) 无地的商人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免除了力差,实际负担有所减轻。而且一条鞭法的实施,越是经济发达商品流通之地越为方便,赋税一概征收银两,简便了征收程序,推进了白银货币经济,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展开。

   在盐税征收方面,明代盐的运销实行开中法,先是盐商报中,到指定的仓口纳粮,获得盐引,弘治五年(1492),因商人苦于守支盐斤,户部尚书叶淇主持,改为招商在运司纳银,每引三四钱,收贮太仓银库,而后分送各边。(20) 虽较之以前中米价值加倍,但商人免除了纳粮支盐往返奔波和长年守支盐斤之苦,太仓银也累积至百余万两。以盐商为主体的徽商正是在开中制变化的前后迅速发展。(21)

   在工匠服役方面,轮班匠到成化二十一年则可以银代役,南匠每名每月出银9钱,北匠出银6钱,免于赴京应役。弘治十八年更定为无论南北班匠,每班征银1两8钱;嘉靖四十一年(1562)厘定为四年一班,每班征银1两8钱,分为4年,每名每年征银4钱5分。(22) 工匠以银代役,商品劳动人手增加了,商品总量增加了。

   明中期开始的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客观上推进了商品流通的进程,为商人大规模开展经营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民间行用白银货币化的时代,正是各地商帮先后产生的时代。

   四是明朝商业税率偏轻或相形变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有利于商人实力的增加和商人集团的产生。

   明廷征收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23) 较之宋元为轻。明中期,钞法不行,宝钞较之原来的法定价值已相去甚远,而当时地方税课征收仍然“收钞如故”,后来宝钞完全无法流通,地方征税便以时价将钞折合成银,实际支付的税额“视原价不及什之一”,商业经营者的负担大为减轻。所以有的文献称颂,“此祖宗宽大之政,固已远过宋元矣”。(24) 明代商人法定负担较轻,以致促使经商人多,早在建文时的贵州都司军士高巍就表明了看法:“今为商贾者,坐列街市,日登垄断,窥时去取,贱买贵卖,获十分之利,纳分毫之税,何益于国家用度哉?彼则乘坚策肥,冬温夏清,妻孥无劳身之苦,饮食有兼羞之膳,四时有适体之服,终岁优游而无粮草督责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25) 高巍完全看不到商人及其劳动的价值,但是他指出商税偏轻有利于商人势力的兴起却是有参考意义的。明代的税制改革,是不断将负担转移到田亩中,商税部分摊入田亩,摊入里甲,使实际税率变轻。以致嘉靖时人说:“国家税课之设,主于抑商贾以厚农民,今以农民之租代纳商贾之利,似非立法之初意”。(26) 商税部分转移到了地亩中,到一条鞭法全面实施,更只以地亩人丁为准,以致时人认为“农困而商宽”。(27) 商税相形减轻,必然会驱使更多的农人转而从事商业活动,较易形成商人集团。

明后期,各地曾实行过一些实际上减轻商人特别是行商负担的税收措施。嘉靖四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巡按御史朱实昌的奏议下,重新厘定门摊税,即将原来由各税课司局征收的客货店铺门摊等税更定为门摊税,一律改由城市各行铺户办纳,而不征商货税。这样的改革,着落城镇铺户,依据贫富编审,确定等则,税额一定,相对合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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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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