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广龙 刘守英:从前现代增长到现代增长

——政治发展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更新时间:2019-07-04 22:58:43
作者: 汪广龙   刘守英 (进入专栏)  

  

   一个理想的经济发展范式是从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到日益复杂模式的持续演进(杨小凯,1997)。它不仅依赖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还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能防止租值耗散、保护交易者的预期收益以保持现有分工体系的稳定,还能维持开放的租值竞争以促进分工模式的创新试验和扩散。

  

   从人类史的演进来看,经济增长事实上存在两个迥异的阶段。一是漫长的前现代增长阶段(Premodern Growth)。在这个阶段,技术创新的匮乏导致分工模式创新缓慢,经济绩效呈现为单位产值提高缓慢、民众生活水平改善困难。制度在这一阶段的作用不是促进分工的创新和扩散,而是应对人口压力和技术不足下资源(特别是土地)制约导致的生存陷阱(North , 1981;福山,2012)。在前现代阶段,旧有分工体系与政治权力相互依托,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经济生产,通过政治权力实行掠夺和寻租是低水平均衡下获取超额租金的主要方式。二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增长(Modern Growth)。其在经济绩效上呈现与前现代经济增长显著不同的特征,比如持续的技术进步、生产率水平增进、产业不断升级,由此带来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Kuznets,1966)。现代增长是以专业分工和非人格化交易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扩散与“创造性毁灭”进程。

  

   经济增长的一大困境是,很难逾越从前现代增长到现代增长这道坎。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一直贫穷,有的国家能脱颖而出?”的缘由(North ,et al.,2009)。“制度有效论”给出的回答是,在一定的技术、要素禀赋结构下,实现现代增长的关键是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即通过设计一套有效的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制度,匹配以法治和民主等基础性制度,就可以解决政府在保障产权、税收、债务等方面的“可信承诺问题”(Credible Commitment),如此便能发挥现代工业大生产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的效率和成本优势,促进现代化大生产的扩散,最终实现一元经济下的创新性内生增长(North & Weingast,1989)。

  

   这种对增长与制度变革进程的过于简化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一个质疑是,现代增长本身不可能脱离前现代增长时期的环境与路径,它在启动时并不具备现代增长所要求的“理想”制度条件。在这一时期,旧有分工体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相互依存,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权力体系设立的各种准入限制和特权还会阻碍新的分工模式的产生,妨碍更有效率和成本优势的制度和组织去吸引资本、技术和新的要素,因此难以实现对原有分工体系的“创造性毁灭”。

  

   政治经济学的新近研究表明,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如何在前现代制度环境下实现现代增长的起步与构建支撑现代增长的制度同样重要。对现代增长起步及其制度条件的关注,不仅有助于理解一国如何实现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发展的演化,而且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变迁进程中的关键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为实现持续、稳定现代增长的努力,我们聚焦于前现代增长阶段实现初始分工革命与维持分工持续演进的基础性政治制度安排,给出了一个分析增长阶段转换中政治发展与持续经济增长的框架,并进一步说明了其中相关的政策含义。

  

一、现代增长起步的制度条件与政治发展


   制度经济学的新近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现代经济增长起步以相应的政治发展作为前提,核心是通过司法改革和民主改革以解决政府在保障产权、保护财富,以及税收、债务方面的“可信承诺问题”(Acemoglu & Robinson,2000)。诺斯与温加斯特对英国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典案例(North & Weingast,1989)。但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经济体往往处于“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不能自拔,甚至有的即便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后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它们在前现代增长阶段的制度制约妨碍了其现代增长起步或迈入可持续的现代增长。这些制约既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制度的有效性不足,也有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内政治权力妨碍分工创新和扩散。一个经济体如何冲破现行制度结构束缚、实现分工体系的革命是本节探究的问题。

  

   (一)打破再分配性租金结构

  

   在前现代增长阶段,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尚未分离,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是普遍状态。资本、要素和交易资格被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和特权而非“权利”,由少数精英把持。精英集团通过强制性许可和垄断获取超额租金,超额租金的存在又降低了体制创造新分工模式来获得更高资本和要素报酬的激励,从而阻碍了分工体系的演进。凯文·墨菲等人的研究表明,寻租制度虽然有损于社会总收益,但其本身内含多重均衡机制,寻租结构一旦确立,生产回报率的下降速度往往快于寻租回报率的下降速度,导致寻租的吸引力持续相对高于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寻租的增加降低了继续寻租的成本,低效的寻租制度便可以实现高水平的自我维持,难以自动退出(Murphy ,et al.,1993)。

  

   要在前现代阶段实现增长起步,需要实现新分工体系的创新和扩散,以形成对前现代分工体系的革命性冲击。这就必须通过国家建设来集中被分割的权力以形成国家的垄断权力(同时又要防止国家成为排他性掠夺者),摆脱前现代阶段各自为政的低效制度和集团寻租,改进支离破碎的司法制度,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前现代时期约束竞争的“游戏规则”(Epstein,2000)。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支撑前现代的制度结构,分工体系的初始改变在带来经济绩效改善的同时,也增进了政治特权阶层寻求特许垄断、进行经济寻租的激励,从而造成更严重的集团保护和利益固化,妨碍朝向现代增长的分工体系革命。约翰·沃利斯对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分析就表明,在“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下,经济增长反而助推了政治家和商人的执政利益联盟,双方通过广泛存在的垄断、管制、关税、补贴、配额等限制进入政策,制造并分享超额租金,造成系统性腐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威胁;美国的现代增长正是在祛除“政党分赃制”导致的系统性腐败后才真正展开的(Wallis,2006)。

  

   因此,要在前现代时期开启分工体系革命,实现增长起步,一方面要建立促进降低交易费用的竞争性市场,为新分工模式的创新、采用与扩散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也必须建立具有强大财政和政治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利维坦,以对抗其他由政治和经济精英组成的租金攫取集团。15、16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或国王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惩戒权力,包括对暴力的垄断。吉登斯(1998)的研究表明,这一国家形态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散至关重要。但是,历史同样表明,仅靠绝对主义国家权威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现代增长。强大的利维坦权力常常面临失控的风险,制度难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精英内部实现稳定的权力更替、维持权力使用的“可信承诺”,一个低效租金结构的终结常常伴随着另一个低效租金结构的产生。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仅仅依靠强大的利维坦权力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租金联盟和系统性腐败的风险往往伴随着弥散性的金融系统、行政许可、产业政策、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向整个经济系统蔓延。

  

   (二)权利开放与避免暴力陷阱

  

   为什么许多“强大国家”仍然难以产生改变租金低效分配的新结构?诺斯—沃利斯—温加斯特提供的最新制度分析框架表明,实现分工体系持续变革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能自由平等地进入市场,这就要求实现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将少数精英垄断的经济权力和以此攫取的租金扩展到每个生产者。但他们也同时发现,对于处于前现代阶段的国家而言,“权利开放秩序”的建立不是简单地取消准入限制以及重构相应的租金分配结构,这样做不但不一定必然形成竞争性秩序,反而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引致暴力。“限制进入型社会”通过允许少数军事、文化、政治精英垄断政治与经济权力来获取超额租金,以换取精英的合作、保持联盟的稳定,防止了暴力的发生并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贸然打破这种结构往往导致破坏性结果(North ,et al.,2009)。

  

   穷国难以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根本在于其未能摆脱从权利限制社会向权利开放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暴力陷阱”(The Violence Trap)(Cox, et al.,2015;Weingast,2015)。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并不缺乏产权、市场、选举、法治等开放权利秩序的改革方案,缺乏的是从“权利限制秩序”转型为“权利开放秩序”的实现路径;这样不仅没有带来发展,反而遭致政治不稳(North, et al.,2015)。如何在一个权利限制社会既能启动开放竞争、增加经济产出、改善民众生活,又能避免暴力陷阱保持政治稳定,是发展中国家迈向持续稳定的现代增长的根本。

  

   诺斯等给出了力避权力开放过程中暴力陷阱的三个“门阶条件”(Doorstep Conditions):一是精英内部关系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精英特权被规训化为精英权利;二是有一个可持续的、超越当权者本人或统治联盟成员人格化特征的国家利维坦权威(State Authority)与组织;三是对暴力和军队实行统一控制,暴力不能被用来处理因租金再分配和利益调整所产生的纠纷(North ,et al.,2009)。通过制度化国家建设、承诺限制暴力的使用、对以人格化为基础的精英特权和权力租金进行权利化改造,不仅打破了旧有经济模式的租金和准入,为新分工模式的产生和扩散创造了条件,而且突破了制度层面的“暴力陷阱”,为进入“权利开放秩序”提供了可能。

  

   但是,如何能够推动旧制度的变革、让权力精英放弃原有的权力与利益,达成诺斯等人提出的门阶制度条件呢?诺斯等人North ,et al.,2015)后续的研究表明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外部压力引发的旧制度危机打破了原有权力系统的封闭和僵化,二是通过保障或提升超额租金回报率来促使权力精英放弃原有的暴力资源和准入特权。

  

一方面,旧制度的危机直接摧毁了原有的权力系统,为“门阶条件”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从历史经验来看,中世纪后期的战争使皇室或某个封建主逐步垄断了暴力资源,削弱了其他领主与武装家臣的作用,瓦解了其与依附农或佃农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劳动力的解放;为汲取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封建主还需要资本家提供贷款、管理获利的企业、建立和征收税赋,这些促进了封建主对商人和地主的保护;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010.html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