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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通过法律构建现代国家与全球秩序

更新时间:2019-07-04 22:40:40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2019年6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组织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举行,王绍光教授作了关于“国家能力、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演讲报告,潘维教授和强世功教授担任报告评议人。本文为强世功教授的评议,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修订。

  

   我对王绍光老师的研究有一定了解,除了他关于国家能力的系统论述,还有对民主问题的独到研究。他今天所讲的内容虽然并不陌生,但完整听了这个研究报告,还是很震撼。他有一个如此宏大的想法,且要写成著作,我非常期待。作为评论人,我想就王老师演讲的内容,谈三点看法。

  

一、“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这个讲座放在大学里非常重要,尤其有助于在座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

  

   其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你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过程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老师的研究就是要挑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即关于“改革开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由此来批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政策。然而,王老师恰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大量的数据、图标、案例、文献来说明,“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非但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在很多国家恰恰由于“改革开放”导致国家经济不是增长,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批判这种“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意识形态,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军事财政国家这个问题,研究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对于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撑性作用。

  

   刚才孔丹理事长介绍王老师,说他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的理解“中国学派”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就不能理解为研究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派”恰恰要有一种全球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全球人类历史发展。王老师的研究就是这种典范,你看他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是西方学者,但他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因为西方主流学者往往从西方的视角看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把王老师的研究,就会发现他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老师所提到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研究就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从而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结为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要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和王老师很熟悉的福山就是这种理论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本书差不多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严格意义上,这是一本具有哲学思考和意识形态主张的畅销书。在严肃的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就像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后来,哈耶克后来花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证明自己是严肃的学者,而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作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政体问题淡出其理论视野。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问题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福山多年后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了王老师们的影响。不过,在王老师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率先批判西方政治学中基于意识形态划分的政体理论,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他提出的“政治衰败”这个概念就变成后来所说的“失败国家”。亨庭顿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意识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更为严肃的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在书中首先就批评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他甚至赞扬土耳其军人政府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等等。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研究非常意识形态化,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以至于王绍光老师的研究往往把贴上“新左派”标签。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很有意思,大凡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往往是最具有思想活力、学术研究最扎实的学者,相反的很多知名人士人往往习惯于宣扬一些意识形态上看起来政治正确的东西,但却恰恰是思想贫乏、研究乏力的人。这些人一旦离开媒体炒作在学术界就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们把王老师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和亨庭顿乃至福山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从而将社会科学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因此,“中国学派”必须要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变成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我希望在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读书期间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像王老师这样扎扎实实地读书做学问。

  

   其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老师讲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但他追随问题的思考就会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乃至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以及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非常必要的,它让我们把一个专业问题向下扎。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专业问题,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思考问题首先要有专业的意识,尤其是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王老师的讲座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典范,他从政治学问题入手,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中,阅读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专业知识,但没有思考问题,被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向其他专业学习并展开对话,但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业自觉,以一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了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大量的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甚至谈历史问题、人类文明问题。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以王老师为榜样,围绕问题的思考,越出专业的局限,广泛阅读其他领域的著作,这样的阅读和思考反而能够获得一个相对整全的视野来看问题。正如潘维教授刚才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人类历史里边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老师的研究恰恰是给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我们内地现在许多主流学者眼睛就局限在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一讲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王老师的研究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和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意识形态化,而要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既要有专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节制,又要思考一些超越专业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跨学科和跨专业的研究。

  

二、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从中美贸易战看来思考国家能力问题。王老师一开始说,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战。什么是中美贸易战,就是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美国想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所有公司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开展贸易,将其逐出美国市场。这是什么故事?这不就是1840年中国不要和西方做贸易的故事吗?中国说,你要做贸易,可以,必须和政府的商行,也就是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西方列强怎么说中国政府的?不就是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吗?那怎么办?我们都是知道,就是用炮舰战争打开东方大门。今天,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不都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做辩护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成为自由贸易的推动着,而美国却要搞关税贸易保护。美国自甘落后,连5G都不让用,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那是不是要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用炮舰摧毁墨西哥边境上的长城,帮助美国进入到人类5G文明的发展轨道上?我不知道大家面对着两个案例,怎么保持自己在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而不要搞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我不知道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句话都被一些开明人士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所有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相对落后的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道德互助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那就意味着将要藩属国变成殖民地,要么是中原王朝的殖民地,要么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清政府当时像日本那样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顺利成章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要首先变成中国的殖民地,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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