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强世功:通过法律构建现代国家与全球秩序

更新时间:2019-07-04 22:40:40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哪一个在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未能回答的问题,古今中西的问题都缠绕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

  

   我们今天在王老师这里看再次重温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种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问题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一起来思考,或者与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因此,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而很多人自觉不自觉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我们面对美国在全球拿着关税大棒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也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比如,最佳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们组织翻译《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在座不少看了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就会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批判,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的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鲁迅对中国传统太刻薄,但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今天,王老师强调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但是,如果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王老师讲的内容集中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放弃了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而是变成了一套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资本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仅如何互联网的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那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暂且不论。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因此,我希望王老师对国家能力的论述能够从19之前的论述推进到20世纪的论述,看看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怎样的升级和演进。我为什么要提到《美国陷阱》,就是从这个上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刚刚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也有人不断写“金融帝国”,但很少管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这就是涉及到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首先,我想给王老师的研究补充一个案例。比如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这里只想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的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是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而后者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那么,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说的封建的财富是有形的、具体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无形的、抽象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最为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总是有限的,而抽象的资本货币确实无限的。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作为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因此,抽象财富是由抽象的法律所建构起来的,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一种“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美元一张绿纸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的,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如果没有这种创造抽象财富的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也无法持久。这就是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恰恰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也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就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就是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老师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如果我们比较苏联和美国,当年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我们要注意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国者法案,来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恐怖组织。而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在这方面《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用服务器在美国的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到“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我们要知道,就在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那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这显然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学术问题上,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这个能力进一步细化。王老师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的东西,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的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中纪委干部可以留置手握军权的将军,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法律武器;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如果我们理解了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那么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法治看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就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工程技术的具体动手能力非常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都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向虚”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脱实向虚”最后维持得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会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野蛮能力,提升可以种精巧的、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这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我们法学教授讲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发展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其实国家应该真正重视的是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了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008.html
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