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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斌:荀子姓名再辨正

更新时间:2019-07-03 23:18:50
作者: 路德斌  
且有大量事实发生;其二,只有“上书触讳”才是犯罪,非“上书”者,应可不讳(17)。明乎此,则避讳称“孙”之事之于刘向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刘向校书并非私人行为,而是奉诏行事(18);所撰叙录也非寻常临文或民间文字,而是“随竟奏上”(19)。故于每篇叙录的最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句大致类似的“下言”——“臣向昧死上”。毫无疑问,刘向校书及叙奏正属于臣下“上书”之列。君讳之事,性命攸关。虽说奉诏校书已然是成帝之时,避宣帝讳已属庙讳,但按规制却在必避之列。一如陈垣《史讳举例》所言:“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20)有避讳诏文在,有律法条文在,作为光禄大夫的刘向,上书奏事安敢有轻慢、不避之理?

   诚然,“音转说”用以否定“避讳说”的最重要论据是“汉人不避嫌名”,宣帝的诏书也确实未曾明言嫌名是否在当避之列。但这并不能构成足够的证据,因为“汉人不避嫌名”并非一确定之事实。汉武帝讳“徹”,“徹”字改为“通”,同时并讳“辙”字。清人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认为此乃“避嫌讳之始”(21)。其实,如同任一事物的形成皆有一个过程一样,嫌名避讳之初肯定也并非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状态——要么不避、要么尽避。也即是说,汉人到底避不避嫌名,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实际的情形恐怕应该是,有避,但不尽避。所以,就汉代来说,纵有再多不避嫌名的个例存在,也不能证明刘向改“荀”称“孙”一定不是因避讳而为之。更何况从刘向本人的具体处境来看,避之比不避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切通避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是情理之中,应然,不得不然。

   第二,就实而论,“音转说”与“避讳说”之间也并非是非此即彼、互为否定之关系。依“音转说”的理路,汉人由“荀”称“孙”乃是方音、习俗中之自然而然之过程。但事实恐非如此。改“荀”称“孙”起于刘向,唯有不离刘向及其语境而作出的分析和结论才是最接近于事实的。而这个语境并不是“音转说”基于其上并作出判断的方音、习俗,而是作为背景和前提存在的司马迁的《史记》。

   毫无疑问,《史记》之于刘向,并非口耳相传。刘向谙熟《史记》,其撰各篇《叙录》,亦几将《史记》中之相关原文全数引录。既如此,问题就来了。面对《史记》“荀卿”列传,刘向在照录本文的同时,又怎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把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荀卿”拼读并抄写成“孙卿”而且在之后不曾作出解释和改正呢?案牍之上,“荀”、“孙”移易而不觉,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那么退一步讲,刘向改“荀”称“孙”会不会是单纯基于方音、习俗的原因而有意作出的改动呢?若此,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的问题:刘向会宁可舍弃《史记》中的规范称谓而去迎合方音习惯、使用一个俗音不正的字吗?其必要性和意义何在?

   所以,在刘向改“荀”称“孙”问题上,起码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这不是一个在方音、习俗中的自然而然、习而不觉的过程,刘向改“荀”称“孙”是自觉意识中的刻意而为,而且是不得不为;其二,这个刻意为之而且不得不为的原因一定不是“音转”,而是另有其因。如此而然,那么这个令刘向必须为之而且无须作出任何解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避讳!在刘向的语境之下,除此而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种更加合理的解释。也即是说,刘向改“荀”称“孙”,非为其他,而实如《四库提要》所云,“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若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怎么避?按照什么样的方法避?答案是:“音转。”这,才是“音转说”真正出场并发挥作用的地方。古人避讳所用的方法有多种,并没有一定之规,陈垣《史讳举例》归纳为四类,王新华《避讳研究》梳理出来的方法则有十二种之多。而刘向在这里所依循的方法便是“音转”,也即是用方音习惯中的一个音转之字假借而代之。

   由此以见,“音转说”与“避讳说”之间,其实并不必然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二者不仅在理论上有可以相互兼容和会通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可能恰恰就是同一历史事件及其脉络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质言之,“音转”并不是刘向改“荀”称“孙”的原因,而是刘向为避宣帝嫌名之讳所使用之方法(22)。

  

   二、“荀卿”之“卿”到底是何含义

  

   在姓名问题上,除“荀”、“孙”之争而外,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围绕“荀卿”的“卿”字进行的。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或历朝典籍中,对周秦诸子的称谓一般并无二致,要么直呼其“名”,如孔丘、庄周、墨翟、孟轲;要么尊而称“子”,如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而荀子的称谓却有些许不同,在呼名称子(如荀况、孙况、荀子、孙子)的同时,汉代又常被称作“孙卿”、“孙卿子”,其他朝代则常被称作“荀卿”、“荀卿子”。因此,在对荀子“名况”向无异议的情况下,“卿”字的涵义如何便时常成为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一个问题。梳理可见,自唐以来,围绕此议题所形成之观点,大致可分成三派,亦述略如下:

   ①“卿”为尊号说。司马迁作《史记》,孟、荀同传,但称谓有所区别,前者称“子”,后者曰“卿”。“子”乃尊称,塗人皆知,无须解释;那么,“卿”者何谓?司马迁未作说明,后人也不甚了了,但很显然的是,在当时,司马迁眼中的“卿”字和“子”字一样通晓易知,无须作解。至成帝时,刘向校理荀书,作《叙录》,在姓名问题上,较《史记》出现两大变化:一是改“荀”称“孙”;二是首言“名况”。但“卿”字依然袭用,曰:“孙卿,赵人,名况。”既然“况”为其名,那么“卿”字到底何谓呢?刘向同样未作说明。直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卿”字的涵义才终于有了第一个明确的说法。于列传“荀卿”之下,《索隐》曰:“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曰‘卿’也。”“况”为其名,“卿”乃尊号。此说一出,千年间再无异议。不过,从史籍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看,似乎也并不都是或总是将“卿”字视为尊号。在一些学者看来(23),最典型的用例就是“孙卿子”和“荀卿子”。在“卿”字后面加“子”,即意味着使用者眼中的“卿”字并非尊称。其实,更无疑义的用例是宋代的二程和朱熹。程、朱扬孟而抑荀,对荀子极尽苛责和诟病,因此从态度上说,实无推尊、敬佩之可言,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于言谈之中,他们经常称荀子为“荀卿”。不消多说,此类情况之存在正是催生新的解读或说法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为新说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解释的空间。

   ②“卿”为官称说。对“卿”字的意义另有新识的是清朝乾嘉之际的汪中。他在《经义新知记》中这样说:“《孟子》书载,孟子为卿于齐,而其自言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责。’赵氏《注》‘孟子将朝王’云:‘孟子虽仕于齐,处师宾之位,以道见敬。’诸侯上大夫卿也,通谓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刘向《荀子叙》云:‘方齐威王、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列大夫。’又曰:‘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史记》亦云。然则荀子之称‘卿’,盖以官著,如虞卿者欤?”(24)“卿”乃官称,而非尊号,故汪中著文美荀(25),在称“荀卿”的同时,又称其曰“荀卿子”。至晚清,胡元仪再作考辨,虽然对汪中“未尝适赵”的说法颇有微词,谓之“缪之缪者”,但在“卿”字问题上,二人却甚有共识。其《郇卿别传》曰:“昔孟子为卿于齐,郇卿亦为卿于齐。虞卿为赵上卿,时人尊之,号曰‘虞卿’,郇卿亦为赵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26)《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又曰:“齐宣王尊宠稷下诸子,号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然不称‘列大夫’而曰‘为卿’,盖卿即列大夫之长,所谓‘郇卿三为祭酒’是也。然则郇卿亦为卿于齐矣。《史记·虞卿传》:虞卿说赵孝成王,‘再见,为赵上卿,故号虞卿。’郇卿亦为赵上卿,又从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称‘卿’,盖法虞卿矣。刘向云:‘兰陵人喜字为卿,以法孙卿也。’然则在齐人、赵人称郇卿,尊之之辞也;兰陵弟子称郇卿,美之之辞也。”(27)依胡氏之见,“卿”字之于荀子,固为尊美之辞,然其来有自,本于官称。在齐,“卿”为列大夫之长,荀子三为祭酒,在列大夫之上,故不称“列大夫”而称“卿”;之赵,以为上卿,位同虞卿,故法虞卿而称“荀卿”。

   ③“卿”为其字说。学术界一向以刘师培、江瑔为此一说法之始作俑者,其实在稍早一些的章太炎那里,此说已经发其肇端。章太炎《膏兰室札记》即有言:“刘子政《荀子序》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按《汉书·儒林传》云:‘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旁注:师古谓时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亦备一说。)此兰陵人喜字为卿之证。”(28)“卿为其字”之意已隐约可见,呼之欲出。其后刘师培、江瑔的工作实乃是此一意念或主张之具体论证和正式表达。所以,较之章太炎,二人的观点已然确定而鲜明:“卿”字既非尊号,也非官称,而是荀子的字。如刘师培《荀子斠补》即曰:“‘况’为荀子之名,则‘卿’为其字。……以‘卿’为相尊之称,此大误也。……据本篇(即刘向《孙卿书录》—笔者注)后文云:‘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此即字卿名况之确证。若以称‘卿’由时人相尊,则‘卿’与‘子’同,非孙况所能专,弗应兰陵人竞取为字也。”并作注论证:“《说文》及《广雅·释言》云:‘卿,章也。’况与皇同。《诗·周颂·烈文》毛传云:‘皇,美也。’是卿、况义略相符,故名况字卿。”(29)江瑔《读子卮言》则曰:“古人有名必有字,孟、荀之字均不见于古籍,窃谓‘卿’者即荀子之字也。古者名字相因,王引之作《春秋名字解诂》,蒐录甚详,而证其相因之义。‘卿’与‘况’皆同部字,其义均为长为大,故名况字卿。……刘向《叙》曰:‘兰陵人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云云,此为荀子字‘卿’之确证。刘向不言兰陵人‘喜名为卿’,而曰‘喜字为卿’,则‘卿’为荀子之字可知。盖荀子本字‘卿’,兰陵人向往遗风,故争以荀子之字为字,以示不忘典刑之意,如孟卿之流是也。若以‘卿’为卿大夫之称,则‘卿’非荀子所固有,奚为效之?且如其说,必曾为卿而后可称‘卿’,兰陵人未曾为卿,何以侈然而为卿大夫之号?兰陵人素知礼,断不若是之无耻也。况古有荆卿,亦称‘庆卿’,豈亦曾为卿乎?”又曰:“《荀子》书多称曰‘孙卿子’,《汉书·艺文志》及《隋书》《旧唐书》《经籍志》亦皆曰‘孙卿子’,《唐书》《宋史》《艺文志》又皆曰‘荀卿子’。其称‘子’者,尊美之词也。‘卿’为尊美之词,‘子’亦为尊美之词,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是可见‘卿’为荀子之字,而非卿大夫之称,故可曰‘孙卿子’或‘荀卿子’。”(30)

以上即是围绕“荀卿”的“卿”字所形成的三种历史解读。从学术界的反应和所呈现的影响看,第三种解读即“卿为其字说”的解释力无疑是最强的,故今之学者多从此说(31),著述言谈之间,似乎已成定论。但话又说回来,一种解释力最强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它也是最正确的呢?其实未必。由反思可见,“卿为其字”说也确实不能真正令人心安理得,因为其所使用的证据事实上没有一条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从“名字相因”、“义略相符”论证“名况字卿”,没有事实,仅凭推论,看似有理,实为臆断(32)。当然,除此而外,“卿为其字说”还有两个引以为切实而充分的证据:一即所谓的“确证”——“兰陵人喜字为卿”;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卿”、“子”连称。但事实上,这两条看似可靠的证据同样有甚可质疑之处。比如前者,就很难说是一个“确证”。“兰陵人喜字为卿”当然与荀子称“卿”有关,但与“卿”字是否是荀子的字却没有确定而必然的关联。对兰陵人来说,“卿”就是一个与其人相关并因其人影响而颇受人们喜爱的一个字,这就足够了,至于它在荀子那里到底是名、是字、是官称还是尊号,其实并不重要,也未必能搞得清楚。即如学者所言,“以‘卿’为字,不一定必须据其字为字”(33);至于后者,问题就更大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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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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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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