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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

更新时间:2019-07-03 22:28:07
作者: 陈金钊  

   【摘要】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分别强调了法律规范、法治秩序和思维决断的重要性,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学思维方式。传统的规范法学比较重视对法律思维的研究,政治法理学则重视对法治思维的研究。然而,两者都对与逻辑关联度较高的法理思维重视不够,以至于经常出现逻辑断裂的思维现象。推进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还需要法理思维。法律思维注重法律规范的作用,对法治的实施主体不够重视,属于法律决断论。法治思维虽然强调政治、治理主体的重要性,试图运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但往往忽视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以致很多决断不符合法理。法理思维是建立在尊重法律规范、法治秩序之上的综合决断方式,它既强调思维决策过程的法治之理,又主张对所有的法律假定和拟制使用批判思维、体系思维和反省思维,以保证决断的正当性。

   【中文关键词】 法理思维;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反省性思维;体系性思维

  

   “法理思维”作为一个复合概念,由“法理”和“思维”两部分构成。法理思维的话语重心究竟是“法理”还是“思维”,会产生概念不同的意义。对法治建设来说,我们既要重新审视“法理”的意义,又要重视思维规则的应用。对法理与思维的交叉研究,不仅凸显出了法理学逐步清晰的研究对象,更能张扬出法理学对“限权法治”的意义。[1]笔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法哲学可尽情探究法律的本体、认识、价值、方法等法律的一般问题,但法理学重点研究的则是作为思维规则的“法理”,讲述法治得以实现的法治之理。法治之理的核心是融法律知识、法律价值、法学原理、法治运行机理于一体的法律思维规则。法律本来就是调整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具有方法的属性。但法律运用的背后还有基于法治要求的思维方法,这被有些法学学者称为“方法的法”,[2]即法律思维规则。然而,把法理学研究的重心定为法律思维规则,目前只得到了部分法律方法论研究者的认同,多数法理学者还是把当代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现象及其演化规律。这意味着当今法理学的主流没有把研究对象聚焦于法律思维及其规律。并且,法律方法论对思维规则的关注,基本停留在对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研究,而对法律如何运用的思维过程以及思维规则的概括总结研究不足。从这一角度看,探究法律运用以及法律思维规则运用的法理思维,一定会开辟一片法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法理思维的重视会显现出修辞转化的力量。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但在如何限权的问题上,更多的人都是在言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西方法治机制。可是,如果没有法理思维对正确决断的支撑,那么,任何机制体制都难以被限权。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法理思维对人治思维的矫正。

  

   一、法理思维研究的问题意识

  

   对中国法理学来说,张文显教授提出的法理思维,既是新的概念,也是新的命题。新的概念意指,在汉语世界中,虽然有法理、法理学的概念,但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多属对法律本体、认识、价值等的宏观研究,所以基本没有使用过法理思维概念。新的命题意味着,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能仅在中西、古今体制机制比较上做文章。应注意到,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前奏;重视法理思维的研究,顺应了社会法治化转型的需求。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变化都会促使某种修辞体系的创建。法理思维的法治化及体系化建构,迎合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需求。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但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法治获得了认同。法治之理已经成为“效果历史”的组成部分。作为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或命题,法理思维也会逐步被镶嵌在思维方式之中。当今中国研究法理思维的问题意识有二:

   第一,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看,人们目前的思维方式还难以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因而需要塑造法理思维。

   传统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法治中国建设,因为在整体、辩证和实质思维方式之下,根据法律的思考常常被各种关系思维打乱。在法律与其他规范、社会因素的关系辨析中,人们对法律、法治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模糊。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这些支持法治的法理概念,至今还没有成为法理思维的基础话语。相反,法律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被夸大,“法律问题只有不同答案,而没有正确答案”的观点甚嚣尘上。不少人的研究不是在证成法治和法律,而是在解构法治和法律。规范法学的课堂训练使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得到了提升;十八大以后关于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的论断得到了普遍认同,法治思维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然而,无论是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其优缺点均未受到法治之理的支持或批判,以致部分人认为,关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的说辞仅仅是文字游戏。这说明,目前学界的“法理思维”不乏法治之理,但在其使用中缺少逻辑思维规则的支撑。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重视逻辑思维规则的法理思维,无论在理论建构中还是在社会的法治化转型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思维传统之中,人们并不重视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中国人不重视逻辑的现象,已被有些西方思想家看到。尽管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未必充足,结论也未必准确,但对于当下法理思维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例如,络德睦认为:“中国法的缺陷,正如与中国的其他事物一般,经常被归咎为一种文化上的范畴混淆。……显而易见,构建中国人知识的逻辑是一种极其独特的逻辑。”[3]马克斯·韦伯也说道:“定义与推理,这两种语言逻辑的力量,皆不能为中国人获得。事实上,对中国人而言,真正的逻辑概念仍完全是陌生的外来之物。”[4]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没有逻辑关联的法治其实就是“反法治”。缺乏逻辑的支撑,我们根本无法走向法治。可是,西方人预测的很多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中国已经部分得到实现。我们相信,在法治问题上,我们也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但需改变迄今依然存在的轻视逻辑的思维倾向。

   由于目前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轻视逻辑的现象,因而,在法理思维中引进逻辑哲学的批判性思维、反省性思维和体系性思维就十分必要。这对于矫正传统整体性思维、辩证性思维和实质性思维的缺陷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的西法东渐过程中,学者们对西方的法理有两种思维倾向:一是秉承一种实用主义的取舍姿态,在理论和实践中基本都在运用传统思维方式加以理解;二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诠释法理。在这两种思维方式支配下,中国人的“法理”及其思维方式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社会色彩,法治之理基本被政治之理所取代。很多命题只有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支持,而缺乏思维逻辑的论证。这使得法理思维失去了批判、矫正错误判断的功能。在中国目前的法理学教科书中,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法律被视为社会关系中的法律,“徒法不足以自行”等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认识。现有的思维方式不足以支持法治建设,因而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塑造法理思维,从而为改善传统思维方式做好准备。法理思维在中国的重要使命就是摆脱传统思维对法律和法治的“扭曲”,矫正关系思维对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干扰,强化主体对法律、法治的认同,为法治寻找恰当的思维方式。

   第二,从理论研究的需要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我们研究法理思维。

   其一,关于判断、命题或者说社会问题的决断是否正确,是不是仅靠政治正确就能解决?案件裁判在何种程度上是正当的,是不是仅靠法律就能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问题:判断是不是需要正确的法理标准?法理作为标准究竟是静态的规则,还是动态的思维塑造过程?如果从静态角度的标准开展追问,作为正确的标准会不会陷入循环论证?如果从动态的角度,在实践、经验和正确标准的互动中整合,法理标准会不会模糊?当我们把正确的标准都交给实践、社会等来检验,人类的文明还能走多远?与此相关,诸如法治建设这一类问题是不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什么样的决策思维方式是法治思维方式?这一系列问题始终萦绕于法理学人的思考当中。从批判思维的角度我们看到,历史进步就是不断改进“假定”的过程,但“假定”的改进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实践、社会、经验。如果那样的话,文明进步就会因失去理论指引而充满了不确定。实践、社会、经验等有太多的面向。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正确的论断,但权力垄断了什么是“实际”以后,理性、理论、逻辑就会出现危机。整个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就会缺乏。如何解决批判性思维缺乏的问题?在理论上,需要进行现象学的还原,需要重视逻辑思维方式的建构。

   法治就是要实现法律规定以及法治之理,而法治之理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理思维。如果没有法理思维,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缺陷就难以改变,社会的法治化转型也就无法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管理越来越复杂,在管理规范化、法律化、法治化的修辞之下,不仅法律的数量在剧增,而且国家、政府的权力以及公民的权利也越来越多。权力的增多加剧了权力冲突,因而,要求用法治限制权力的需求空前高涨。同时,公民权利的增多不仅导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还产生了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权力、权利以及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都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重新被审视。当公权、私权、社会权构成了权利体系以后,各种权利的冲突也日益复杂,权利观念的兴起必然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冲突。这使得公民和政府都有了更多的法治需求,特别是作为弱者的公民对法治的需求更加旺盛。与传统的压服思维不一样,法治方式讲究的是讲法说理,而讲法说理就需要塑造法理思维规则。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法理思维的概念能否成立,而是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法理思维。法治是一种被定义的生活。立法者设计的法秩序满是规范、主体的假定,对于这些假定,我们需要从法理学的角度重新进行审视、鉴定、论证和塑造。法治实践需要正确判断的思维方式。在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法理依据”、“法理事实”的概念,强化了人们对“法理”意义的探索。

   对于法治建设来说,欠缺法理思维的决断,讲法说理无从展开,只有有了法理思维才能开展对法治、法律命题的有效论证。法理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要义是论证思维。“论证把一个思想置于与其他思想的逻辑联系之中,或者从该思想演绎出进一步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某个思想具有了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从而使能够进入对方的世界,并与对方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5]对“法理”的重视也许是思维方式转变的开端。研究法理思维的问题意识在于:以批判思维重新审视法律判断(命题),以反省思维纠偏庸俗辩证法,以体系思维矫正缺乏逻辑关联的整体思维。

   其二,研究法理思维是法学思维方法分类研究的需要。近些年来,人们开始重视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哲学、管理学、逻辑学、法学等都对思维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借助西方的法学知识、原理,中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6]然而,当下法理学以及部门法学所主张的法律思维,主要是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描述,是对法律规范进行意义诠释,重点是运用法学原理解决具体案件纠纷。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兴起的法治思维研究,多是对法治要求的陈述、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包含着对政治思维的路径依赖。这些都需要法理思维予以矫正。

尽管关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然而至今还没有对法学思维方式的分类研究,对法学思维的体系研究也不够深入。其实,与法理思维相近的概念很多,也都是在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学思维,诸如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治思想、法律思想、法律分析、法理分析、法哲学分析、法律观念、法治观念、法制思想、法制观念、法治理念,等等。对这些近似的概念需要分类研究,不能只在模糊的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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